人工智能局在中国城市密集涌现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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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各大城市都在积极组建人工智能局？

摘要

各地成立人工智能局，旨在简化审批流程，为企业直接分配计算资源，开放应用场景，以最实际的资源吸引AI企业入驻，避免本地制造业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落后。

欢迎阅读东A产业战略分析。

近期，中国城市间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产业动向，各地政府正集中设立一个新的管理机构——人工智能局。

例如，在2026年4月2日，广东省惠州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发展局正式成立，这并非个例。早在2025年5月21日，深圳市龙岗区就设立了全国首个政府直属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管理机构——龙岗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署。随后在2025年9月3日，温州市成立了全国首个地市级人工智能局。到了2025年12月28日，广州市海珠区人工智能发展局也挂牌运作，成为全国首个独立设置且实体运行的区级专责人工智能部门。短短一年内，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中国核心城市围绕智能经济的争夺战已全面展开，其背后有着明确的产业变革逻辑。

这些人工智能局的设立，不仅仅是地方机构的简单调整，而是中国经济强市面对“十五五”规划开局，为布局下一代智能产业而进行的体制内资源整合。部分读者可能存疑：各地已有科技局、工信局和数据局，为何还要专门成立人工智能局？过去，一家AI企业若想在地方落地并开展业务，需要面对分散的部门对接流程：申请算力补贴需联系数据局，寻找工业应用场景要对接工信局，申请技术研发资金又归科技局管辖。多头管理导致资源分散，企业诉求常常在不同部门间流转。

这种结构直接延长了行政响应周期，而人工智能产业的迭代速度是以天为单位计算的。城市能否以最快速度统筹算力、数据、场景这三大核心要素，直接决定了其能否留住优质的科技企业。因此，设立专业局的本质，是地方政府通过优化行政职能，构建适应智能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

当我们观察各地的具体实施路径，会发现其中包含了大量具体的产业信息，也反映了不同城市基于自身产业基础做出的理性决策。

例如，广州海珠区采取了独立实体的路线。作为专责机构，海珠区每年安排3.1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培育AI企业，联合佳知慧行、国星宇航等企业启动建设琶洲太空智算中心，规划打造500P规模的太空算力集群，试图从底层硬件上解决企业的算力瓶颈。

温州市则采取了职能整合的路线，在原有数据局基础上加挂人工智能局的牌子。温州设定的目标是到2027年底建成千亿级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其支撑点在于依托中国数安港建设，目前已落地16个高能级实验室，汇集了超过900亿条公共数据。为促进公共数据的商业化应用，温州与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创建了数据本地存储加模型云端共享的混合架构模式，让用户每天仅需1元成本即可调用云端大模型。这种通过控制成本来激活中小企业需求的做法，契合了区域内民营经济的实际情况。

惠州的做法同样具有代表性，其新设机构的名称中明确加入了“机器人”三个字，体现了因地制宜的产业思路。惠州市市长陈宇航在相关会议上介绍了惠州的产业基础：润泽集团已在惠州建成广东首个万卡算力集群；胜宏科技的高密度多层显卡PCB市场份额全球第一；德赛西威在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领域位列全国第一；石头科技的服务机器人出货量全球第一。惠州成立该局的目的并非参与通用大模型的底层研发，而是依托现有制造业基础，推动算能与能源融合试点，强化能源与算力的协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智能终端和低空经济等硬件制造生产线。

这种密集设立专业部门的举措，反映了当前国内城市管理者面临的产业转型压力。

中国制造业正处于产业链升级的关键时期，地方政府设立专职机构统筹人才与算力资源，是为了防止在新一轮技术应用周期中陷入产业空心化。业内关于“抓住AI未必领先，但错过必定落后”的判断，反映了各界对技术代差的客观评估。

我们认为，设立人工智能局，标志着中国城市治理方式从依赖基础设施建设向经营数字资源转变。过去的城市竞争主要围绕土地指标和交通网络展开，而当前的竞争核心已转移到算力获取成本和公共数据的合规开放能力上。这种维度的变化，超出了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如果不将分散在各部门的审批权限和资源调度权集中，地方政府将难以应对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所带来的对电力、网络带宽和应用场景的大规模需求。

既然职能部门已经设立，下一步的重点在于具体的执行路径。我们在此提出几项具备实用价值的建议：

地方政府应转变单一的资金补贴模式，转而向人工智能企业有序开放公共服务和国有企业的真实应用场景。

许多初创技术企业最需要的并非初期的资金扶持，而是技术产品进行商业化测试的验证环境。各地人工智能局应牵头梳理城市治理、医疗卫生、教育资源分配以及工业质检等领域的具体应用需求，以清单形式向优质技术企业开放，用真实的商业订单和数据反馈推动算法模型的优化。

针对算力普惠机制的金融服务创新，也需要加快推进。当前较高的算力租赁成本，是限制中小微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主要障碍。温州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有效探索，在发放算力券和模型券的同时，支持将算力资产纳入金融授信范围开展“算力贷”业务。其他城市应借鉴这种金融服务与算力资源结合的模式，将算力建设纳入城市新型公共基础设施范畴，通过政府统筹统建或定点补贴的方式，降低底层技术资源的使用门槛。

还可以探索算力与场景置换的跨省“飞地”模式——沿海省份、沿海城市的人工智能局，应主动与西部算力节点建立利益捆绑，用东部的工业数据和真实场景，直接作价入股西部智算中心建设，将东部应用需求转化为西部资产，将西部绿色能源化为东部普惠算力。这种跨区域的数据算力协同调配，才是重塑产业格局的顶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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