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部门联手出台AI伦理审查办法，合规治理迈入新阶段

2026年4月，工信部、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等十部门共同印发《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工信部联科〔2026〕75号），为我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工作确立了清晰的制度导向。《办法》共分6章37条，对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的适用范围、服务促进、实施主体、工作流程、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规定。

本期，光速数联为您深入剖析这份由十部门联合发布的AI伦理治理重磅文件——它将如何重构AI产业的合规版图，以及为企业带来哪些挑战与机遇。

《办法》的出台并非偶然。从政策脉络来看，2022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对科技伦理治理作出顶层设计；2023年9月，科技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明确了审查的基本程序与要求；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办法》正是这一政策链条上的关键一环——作为覆盖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全周期的专门伦理审查制度，既是国家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在AI领域的细化落实，也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创新与责任的重要制度安排。

从现实需求来看，人工智能正加速从专用智能向通用智能演进，技术渗透力、自主性及社会影响力空前增强，伴随的伦理风险也日益凸显：算法黑箱与歧视加剧社会不公，深度伪造与内容操控侵蚀社会信任，数据滥用与隐私侵犯挑战公民尊严，高度自主决策系统模糊责任边界，人机融合技术更直接触及生命健康与人格尊严的底线。

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完善AI规制体系，欧盟以《人工智能法案》为核心构建严格的风险分级监管框架，美国通过行政命令与立法建议强化对高风险AI系统的管控，全球AI治理已进入规则竞争的关键期。《办法》的出台，正是我国在这一轮全球治理规则博弈中的主动出击。

《办法》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服务与促进”单独列为第二章，体现了“审查+服务”并行的治理理念——在强化AI科技伦理“审查”的同时，同步推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咨询培训等服务能力建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AI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将其概括为发展与治理“两条腿走路”的整体思维。

从“服务”维度看，《办法》构建了多层次的支持体系：一是推动建立AI科技伦理标准体系，促进国际、国家、行业及团体标准的衔接，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参与标准制定；二是强化伦理风险监测预警、检测评估、认证、咨询等公共服务供给，重点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伦理审查支持；三是鼓励伦理审查技术创新与高质量数据集开源，利用技术手段防范伦理风险；四是开展AI科技伦理宣传教育，引导公众参与，提升全社会伦理意识，并推动职业体系和课程建设，培养专业人才。

从“审查”维度看，《办法》明确了三级责任主体与全流程审查机制：

在责任主体方面，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从事AI科技活动的单位是伦理审查管理的责任主体，应设立AI科技伦理委员会，配备必要的人员、场所和经费，保障委员会独立运行。同时，地方和相关部门可依托相关单位建立专业AI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中心，面向社会提供审查、复核、培训、咨询等第三方服务，尤其为中小微企业降低合规门槛。

在工作程序方面，《办法》构建了完整的审查流程链条——申请、受理、开展审查、专家复核、作出审查决定、审查申诉、跟踪审查七个环节环环相扣，并针对不同类型科技活动设置了一般、简易、应急和专家复核等差异化路径，使审查更具可行性。

在审查重点方面，委员会或服务中心重点关注人类福祉、公平公正、可控可信、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隐私保护六个维度。具体而言，训练数据的选择标准、算法模型设计是否合理，是否采取措施防止偏见歧视与算法压榨，是否确保隐私数据得到有效保护等，均在审查范围内。

《办法》明确列出了需开展科技伦理专家复核的三类高风险AI科技活动，并强调清单将动态调整：第一类，对人类主观行为、心理情绪和生命健康影响较大的人机融合系统研发；第二类，具有舆论动员和社会意识引导能力的算法模型、应用及系统研发；第三类，面向存在安全、人身健康风险等场景、具有高度自主能力的自动化决策系统研发。对于纳入清单的活动，跟踪审查间隔不超过6个月，监管频率显著高于一般活动的12个月。

《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的，将依照《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法规进行调查处理并给予相应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并非独立体系，而是与现有法律法规有效协同。北京高勤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源指出，AI科技伦理涵盖的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算法治理等内容，已在相关法律中有所体现，《办法》更多在于整合这些分散的制度要求，形成更具操作性的伦理审查机制。

将《办法》置于全球视野审视，更能看清其制度设计的独特性。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采用以技术用途为核心的四档风险分类——不可接受、高风险、有限风险和最低风险，分类依据主要是AI系统对社会、安全或基本权利的影响。韩国和英国新近立法亦趋同此路径，核心特征是通过高位阶立法确立强制性规则，依托严厉罚则落实主体责任。而中国则采取更动态、综合的评估方式，从应用场景、智能水平和系统规模出发，识别技术本身、应用过程及衍生影响中的各类风险，并与国家通用安全事件响应等级相衔接。《办法》的特色在于“服务+审查”双轨并行，在强化审查的同时，通过标准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创新鼓励等措施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撑，而非简单约束。工信部领域科技伦理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魏一鸣指出，《办法》已初步形成“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覆盖法律、规范、技术以及多主体的综合性、多层次相协调的AI伦理治理模式。

美国方面，2026年3月，白宫发布《国家人工智能政策框架》，提出建立统一的联邦AI监管框架，涵盖未成年人保护、消费者防欺诈、版权保护、国家安全等领域。同年3月，参议员还提出了长达291页的《特朗普美国人工智能法案》，涉及AI创新、未成年人保护、风险与责任、知识产权及内容监管等多项议题。与中国的制度建构路径相比，美国更依赖市场驱动与技术演化，中国则在法律框架基础上强调治理服务的可及性与普惠性。

作为深耕网络技术的服务商，光速数联认为，《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的出台，标志着我国AI伦理治理实现了从原则倡导、行业自律向制度化、程序化、全链条、可落地的关键跨越。

对于从事AI科技活动的企业而言，合规是底线，但向善才是方向。《办法》并非简单的“加锁”，而是通过明确规则为企业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通过服务中心等机制为中小微企业降低门槛，通过标准建设和技术创新鼓励为产业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我们建议企业重点关注：一是尽早设立AI科技伦理委员会，将伦理要求嵌入研发、测试、应用、迭代全流程；二是针对高风险AI活动（人机融合、舆论算法、自主决策系统），提前准备专家复核材料；三是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主动对接地方伦理审查与服务中心，将合规成本转化为竞争优势；四是持续关注跟踪审查要求，建立内部伦理审计机制，避免“一次性合规”带来的长期风险。

对于企业而言，伦理治理不是发展的阻力，而是负责任创新的基石。从法律修订完善到行业规范建立，从企业自律到国际协作，一个透明、公平、可控的AI伦理治理体系正在形成。光速数联愿与行业伙伴一道，在技术创新与伦理治理的双轮驱动中，共同探索负责任、可持续的AI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