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算法：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工人的生活(p1)

【当下的智能劳动者身在何处？】

“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更是关乎哲学与社会层面的议题。”（本书虽属技术批判理论范畴，但与芬伯格的理论相比，它更侧重于现象的归纳，缺乏辩证的深度）

这意味着仅凭技术本身难以窥见其魔力，我们必须审视其背后的哲学意蕴、社会价值以及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不仅要肯定机器智能，还要忍受随之而来的更为严苛的工作环境（特别是文科生，过去需要一周摸鱼的工作，现在AI十分钟就能搞定）。

若顺着技术乐观主义关于人工智能将引发人类历史奇点的论调，劳动者未来的角色似乎只能是维修工或训练师。然而，这种观点混淆了智能化与自动化的界限。新智能并非独立实体，而是增强人类能力的工具（或驱动力），它基于数据采集、使用与决策，本质在于预测而非执行（自动化意味着独立完成工作，从而淘汰了技能落后的工人）。

人工智能一方面被经合组织在2019年的建议中赞颂为消除不平等的利器，另一方面又被阿卢瓦西和格拉马诺指控为加剧不平等的元凶。

对于非人类实体，智能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人认为智能即具备类似人的活动能力，也有人认为智能在于优化生存环境、便利生活。简而言之，对智能的定义反映了我们对它的需求预期：它是要取代我们的工作，还是要让日常生活更便捷？

马克思在《大纲》中提出，面对机器时，人们习惯赋予其人类的形象（如同宗教中将神具象化）。因此，与其说机器智能是生物层面的突变，不如说是人类的一种主观投射。

当人们不再依赖神明作为尘世的守护者，渴望成为人造世界主宰的欲望便油然而生（既然上帝未创造世界，为何不能由人类来创造？）。

然而，“劳动过程作为阶级斗争的场所之一，将智力赋予机器依赖于特定类型的‘智力’”。脑体劳动的分离使智力成为对工人的贬低与诅咒，而机器智能则披上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外衣，从一种宗教心理转变为系统性排斥工人的工具。

作者对联结主义和符号主义在智能理解上的批判深得我心，这两者往往局限于技术本身，忽视其社会形态与政治属性，得出的“智能”定义必然带有阶级偏见。这里没有中间道路，他们绝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关于自主智能，作者认为机器自主性与人类自主性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直接关联社会公正）。人工智能应具备学习、自学及辅助人类的能力，人机协作与相互学习应被高度重视。

人工智能的训练依然离不开人类。“全球各地有大量半熟练和非熟练劳动者在社交媒体和数据服务领域从事着数字服务行业的‘脏活累活’”。

人工智能训练师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内容审核员，负责审查社交媒体及其他媒体内容；二是数据服务人员，负责数据标注和自然语言处理训练。他们的劳动旨在让数据库产出高价值信息。

这类人群数量众多，工作不稳定，环境恶劣（受严密监控）。在内容审查等工作中，他们付出了情感劳动，导致许多从业者患上PTSD。

作者对GDPR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仅苍白了描述了其理论上的效果（保障个人同意权，防止被迫或默许同意），并简要提及了数字劳动者与资本家间权力失衡的问题（个人同意不足，需集体治理）。

这充分暴露了这两位英国学者在非民主抗争手段上的想象力匮乏（难道一切都要靠温情脉脉的谈判和民主决策解决？数字劳动者能通过这些手段保障权益吗？若法律本身就是最大的犯罪呢？将希望寄托于所谓的公平正义法律和高效沟通上，二位学者与保守的哈贝马斯无异。这简直就是欧盟官方关于人工智能立场的传声筒，欧洲进步主义和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人工智能：资本、劳动与监管的博弈】

对资本而言，人工智能被视为一项跨行业通用的“共性技术”。私募股权基金和风投机构正站在这波新浪潮之上。尽管人工智能的社会效益可能被高估，但凡是能助力资本追逐绝对财富、巩固其结构性优势（形成垄断）的技术，无疑都是“好技术”。

技术人才稀缺，互联网巨头用股权激励展示诚意，但这让他们自己赚得盆满钵满（尽管有行权期限制，却要求劳动者自觉成为企业主人，视企业为家）；同时，低技术劳动力则像浮游生物一样以零散的临时任务为生。这充分说明，再技能化与去技能化并行不悖（谁被再技能化？谁被迫去技能化？结果如何？难道不会加剧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吗？）正式员工与外包/派遣工的对比。实际上，（国外）互联网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很差，存在大量被剥削的低待遇“幽灵员工”。

那么，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可能吗？（既然它已被政府用于公共决策，显然影响绝大多数人）彻底监管似乎不可能，因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是预测，而预测背后是算法黑箱，只能在输出端纠错，无法介入过程纠错。

作者认识到不能仅寄希望于法律修辞——公共利益来解决监管难题。他坚信只有当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景超越资本逻辑转向大众，并增强大众力量时，监管才真正可行。

【外卖骑手】

这一节的问题意识存疑。作者开头就指出争取工人阶级权力的政治方案依赖于对其劳动过程性质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工人完全机械（经典马克思技术观），另一种认为工人有相对自主性（如外卖骑手规划路线）。作者忽视了异化是根本性的，而非局部，无法量化，异化感与马克思理论无关；且马克思技术观混杂了技术中立与批判，并非完整体系。因此，以马克思作为权威技术认知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