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AI合作：开辟共赢新路径

自2019年10月启动以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与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持续开展中美人工智能国际安全二轨对话，迄今已举办14轮研讨。双方围绕AI与国际安全议题展开深度交流，联合发布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各自推出三份术语研究报告，持续深化关键领域的相互认知。2026年2月，两国项目组在慕尼黑举行第十四轮会谈，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失控风险、非国家行为体滥用威胁，以及AI与生物安全、核安全等交叉议题。

值此中美首脑会晤之际，中方专家团队将基于近期研究进展陆续发表系列专业见解。

回顾近期态势，尽管中美技术博弈日趋激烈，双方在人工智能领域依然取得若干建设性突破。2024年5月，两国在日内瓦开启首轮政府间AI对话，围绕技术风险、全球治理及各自关切进行深入沟通，标志着AI议题正式纳入双边官方磋商机制。同年11月，两国元首在会晤中就确保核武器始终处于人类掌控达成关键共识，为AI军事化应用划定了重要边界，也为技术风险管控与战略稳定对话提供了基础框架。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尽管对华技术竞争持续加剧，但2025年釜山元首会晤后双方均表态将继续推进AI领域的互惠协作，表明无论党派更替，美国政界普遍认识到在AI议题上与中国保持接触的必要性。

当前政治环境下，不可否认中美在AI与核安全融合领域开展更深层次、更具实质性的协作仍存现实障碍。核武器及其他战略军备的高度敏感性导致短期内难以实现完全透明化，军备核查难题与互信赤字更增添了对话复杂度，但双方仍应最大限度挖掘非敏感领域的合作潜力。

在军事应用层面，两国可着力于推广和夯实现有原则共识，而非急于启动深度技术合作。在非军事领域，则亟需围绕技术风险研判、伦理规范探讨与科技向善开展协作。

在军事领域特别是管控AI军事化风险方面，两国元首达成的原则共识为后续合作奠定了关键基础。当前特朗普政府着力塑造“和平总统”形象，为中美在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深化共识创造了有利条件。

横向拓展层面，中美可朝两个方向发力。一是将共识推广至其他核大国，如英、法、俄等，逐步将双边共识升级为更具包容性和约束力的多边规范。同时，可将该议题纳入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推动发表联合倡议或原则声明，重申人类对核武器使用决策的核心控制原则，并强调负责任部署其他军用AI系统的重要性。二是将该原则延伸至更广泛的战略武器体系，尝试将具有威慑效应的大规模杀伤性常规武器纳入适用范围。相关战略武器的定义与原则适用范畴需双方进一步磋商，也可先从二轨对话机制起步。

纵向深化层面，双方可在现有共识基础上探索具体合作路径。例如，在核武器系统风险评估与管控机制上细化方案，将系统与潜在冲突场景拆解为具体部署与决策环节，识别关键风险点，推动形成更具操作性的风险管理框架。值得注意的是，完全禁止AI进入核指挥控制通信系统既不现实，也需考虑AI与核体系融合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因此划定更多双方均可接受的“红线”至关重要。

在此情形下，二轨外交可作为维持中美沟通的重要补充渠道。两国智库、学界及退役军方人士可在非正式但常态化的对话平台上，持续探讨军用AI风险评估、伦理准则及危机决策等议题。此类交流既能部分规避政治干扰、保持沟通延续性，也可为重启政府间磋商积累政策储备与专家共识。

在非军事领域，中美可携手推进AI全球治理体系建设。

首先，双方可聚焦AI引发的跨国风险，共同构建更具国际共识的风险分级分类评估框架，并探索应对策略。无论是技术层面的智能体失控、大模型不可解释性与幻觉输出，还是应用层面的生物安全威胁、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滥用、深度伪造对社会信任的侵蚀，均为双方面对的共同治理挑战。从风险视角切入也有助于将中美从相互防范的“技术竞争者”重新定位为“风险共担者”，使双方即便在战略竞争背景下，仍能在风险评估与管控领域找到合作基点。

其次，双方可就AI对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展开对话。AI正重构劳资关系并革新传统生产模式，越来越多行业呈现无人化与高度自动化趋势，这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引发结构性失业。如何确保AI增进民众福祉而非加剧资源分配不均，如何通过教育改革、技能转型与数字基础设施普惠等政策提升公众适应力，是双方共同关注的议题。中美率先开展此类对话也可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再次，双方可进一步探索利用AI为全球公共治理提供新方案。在气候治理方面，AI可用于灾害预测、极端天气模拟与应急响应；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可辅助冲突调解、维和部署优化与危机预警；在全球发展领域，推动开源技术与基础算法共享有助于缩小南北技术鸿沟。

因此，中美可依托现有联合国框架，将AI公共产品合作融入多边议程，推动在气候监测、灾害管理、公共卫生预警、农业智能化、跨境传染病预测、基础教育数字化等领域的技术合作试点，使AI真正成为服务全球公益的工具。这些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展现技术的正向价值，也可为竞争激烈的科技领域注入合作元素，改善双边关系氛围。

最后，双方还应共同应对AI带来的伦理与法律挑战。AI技术的快速演进使人类身份界定、主体性维持与价值感保持等基础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在技术高度自主化时代确保人类对关键决策过程的有效控制，为AI研发部署确立基本伦理准则，并在损害发生后明确责任主体与追责机制，已成为全球共同课题。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对话，有助于增进互信并强化国际社会对技术发展的规范性共识。

中美在AI全球治理领域的协作并非旨在构建某种“两国集团”模式，而是基于双方在创新能力、产业布局与国际影响力方面的现实需求。任何有效的全球技术治理都离不开中美参与。AI作为典型颠覆性技术，其发展不仅将深刻重塑经济社会与安全格局，也必将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规则基础与治理架构。若中美能在风险认知、伦理规范与公共应用等领域率先迈出合作步伐，将产生引领全球的大国示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