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重塑就业：中国经验对非洲的启示

导语

中国2026年“两会”传递的信号表明，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并不是在消灭就业岗位，而是在差异化地重塑劳动力需求。

在欧美政策圈，每当谈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总离不开一种充满恐惧的预设：新技术会摧毁就业岗位，而且会首先、最猛烈地冲击那些传统上大量吸纳劳动力的行业。把这个逻辑套到非洲身上，结论就更加悲观了。如果说制造业是一把梯子，帮助东亚实现了工业化和大规模就业，那么自动化的普及——按照这种看法——很可能会在非洲还没爬上这把梯子之前，就把它抽走了。

但中国2026年“两会”释放的信号，却展现了一幅远比这复杂的图景。

今年北京传递的信息不是“中国在收缩经济”，而是“中国正在推进一场有序的转型”。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把经济增长目标定在4.5%到5%之间，同时要求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报告还为打造所谓的“智能经济”画出了更清晰的路线图：扩大人工智能在重点行业的应用，加速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商业化落地，支持新的人工智能商业模式，并加强数据治理和监管框架。

与此同时，中国高层再次明确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向——也就是靠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绿色能源等高附加值产业来驱动增长。但有趣的是，中国的就业主管部门同时释放了一个信号：人工智能不只会替代（部分）劳动者，它也能创造新的岗位，并让传统岗位实现升级。这种说法，已经比那种简单粗暴的“人工智能只会消灭工作”要细致得多。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远比标准的“自动化叙事”要复杂得多。2025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全年城镇新增就业接近1300万人。但年轻人的压力依然不小：2026年中国高校毕业生预计接近1300万人，而城镇青年失业率仍然维持在16%左右。换句话说，中国一边在创造大量就业，一边又在大学毕业生中引发了深深的不安——大家不知道自己在这个被人工智能重塑的经济里，到底该往哪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都知道那些重复性的认知劳动——比如数据处理、基础分析、行政支持、客户服务——越来越容易被自动化替代，但中国社会最早、也最强烈的焦虑，并不仅仅集中在入门级或低技能岗位上，而是也蔓延到了创意和传播类工作。

中国的平面设计师已经开始抱怨，人工智能工具正在改变客户对速度、成本和价值的期望。能够24小时在线工作的虚拟销售主播已经进入直播电商领域，开始抢占那些一度被认为只有人类才能胜任的主持角色。就连演员也感到不安：演员兼政协委员靳东公开呼吁加强监管，因为有人用人工智能伪造他的形象去欺骗粉丝。所以，中国当下的担忧并不仅是“人工智能可能取代重复性最高的活儿”，而是“它可能出人意料地快速渗透进设计、广告、媒体以及表演相关的工作”。

与此同时，中国工业经济的某些领域，却还在为招不到人发愁。官方预测曾警告，关键制造业领域的高技能工人缺口大约在3000万人左右。而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一线新员工中，超过70%来自职业院校。

结果是：中国面临的并不是一个“机器全面代替人”的简单故事，而是一种“错位”——劳动力市场的某些部分压力山大，另一些部分却人手短缺。一边是大学毕业生和白领的焦虑不断上升，另一边却是工厂招不到工人。

现在体力劳动岗位的坚韧需求不应该被理想化，2026年春晚舞台上亮相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反映了机器人技术的进步速度有多快——这不意味着在工厂的岗位不会受到冲击，而是提醒我们：人工智能及自动化的发展不是线性的的——也许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更快，更复杂，即便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国家主导的经济体中也是如此。就目前而言，有些体力劳动工种仍然比许多认知和创意工作更难大规模自动化，即使这种状况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这就是为什么非洲视角变得如此重要。非洲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挑战，及其所适配的应对手段与中国是不一样的。未来30年，非洲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净增约7.4亿。每年有高达1200万年轻人进入非洲劳动力市场，但当前每年只能新增约300万个正规带薪岗位。仅以南非为例，2025年第一季度，15至34岁青年的失业率为46%，15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更是高达62%。换句话说，非洲最核心的就业问题不是劳动力，而是“如何以惊人的规模创造就业”。

正因为如此，直接把欧美简单化的人工智能叙事套用到非洲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中国虽然还有很多路要走，但它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自动化不会沿着一个方向、以同一种速度、通过同一类岗位推进。它可以挤压大学毕业生和创意主导的工种，也可以把压力从工厂车间转移到办公室，从常规行政岗位转移到设计工作室 ——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仍然需要工人。

对于非洲这样一个非正式就业广泛、基础设施不均衡、产业结构迥异的地区。重点不在于“人工智能对就业是好是坏”这种抽象命题。真正的问题是：哪些行业、在什么条件下、哪些岗位面临风险？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在非洲的很多地方，人工智能最初可能更多是在增强农业、物流、服务行业和小微企业的人力劳动，而不是直接取代它们。

从中国“两会”中获得的启示，为非洲决策者提出了三个优先事项。

第一，制定并投入资源，建立针对具体行业的人工智能战略。人工智能对农业、物流、商业服务、制造业、零售和创意工作等行业的影响，不会是千篇一律的。政府和投资者需要更精准地分析：人工智能在哪些领域可能与人形成互补，哪些领域可能取代人，哪些领域可能创造出全新的工作形式。这项工作可以在大陆或区域层面，通过非盟自贸区秘书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规划协调局或各区域经济共同体来推动。

第二，政府必须打好基础，让技术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不让更多人被甩下车。这意味着：可靠的电力、更好的网络连接、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以及更强的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如果说中国的经验有什么可以借鉴，那就是：劳动力市场的错位，往往既是技术问题，也是技能和就业匹配问题。

第三，决策者应当认识到，人工智能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产业，更是一个“赋能层”，它正在改变整个经济中的工作方式。在中国，它已经嵌入到教育、营销、电子商务、金融等多个领域——既实现任务的自动化，又增强决策和内容创造能力。这种广泛渗透降低了准入门槛，让没有技术背景的劳动者也能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对非洲而言，这为进入人工智能经济提供了一个更宽阔的入口，但也抬高了基准线：人工智能素养正在成为各行各业的通用技能。因此，决策者应支持在教育和早期职业路径中推广以实操工具为导向的培训，同时避免植入“人工智能的高不可攀”的印象。

第四，政府必须始终把创造就业放在人工智能政策的核心。采用技术本身不是目的，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要支持那些大规模雇用员工的企业，提高那些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的行业的生产率，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深度伪造”规制来保护劳动者和创作者。产业政策、数字政策与劳动政策需要从一开始就协同推进。

这就是非洲决策者应该从中国“两会”中吸取的经验。通过制造业来吸纳劳动力的路径确实正面临压力，但它并没有被彻底堵死。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正被证明远比那些最常见的公共叙事要复杂得多。对非洲来说，风险不在于技术冲击本身，更危险的是——因为一开始想得太简单，结果反而在为一个根本不对路的变化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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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What China’s AI Push Can Teach Africa About the Future of Labor》，作者Hannah Ryder系睿纳新CEO，Huiyi Chen系睿纳新研究与协调分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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