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AI冲击与房贷重压：为何国家应实施全民发钱计划?

提案人：〔代表姓名／界别〕

日期：2026年5月

类别：财政金融／社会保障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存在内需疲软、居民债务负担加重、消费预期低迷等难题。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替代传统岗位，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生育率持续走低，部分中青年群体因房贷、消费贷等债务压力陷入“还贷－低消费－再负债”的怪圈，社会阶层流动受阻，共同富裕目标面临严峻挑战。

根本原因在于现行货币发行体系过度依赖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即“纯债务货币”模式）。在此模式下，每一元基础货币都对应一笔债务。新增贷款虽然创造了存款（购买力），但存款总量不足以同时覆盖本金与利息——利息需要通过未来更多的信贷扩张或资产转移来支付。这导致：

结构性通缩倾向：社会总体购买力始终滞后于债务累积速度，需要持续、快速的信货扩张来维持平衡；一旦信贷增速放缓，就会出现资产价格下跌、居民收入承压。

财富向上集中：能优先获得低成本信贷的部门（大型企业、金融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占据货币创造的早期红利，而中下层劳动者则承担更高的借贷成本和周期性“出清”风险。

政策传导受阻：传统货币政策（降息、降准）在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时效果递减，资金难以流向消费端。

为化解上述结构性矛盾，有必要在现有债务货币体系之外，建立主权信用货币的常态化普惠发放机制，将一部分货币发行权从信贷渠道重新回归公共财政，直接注入居民消费能力。此举并非“发钱养懒人”，而是对纯债务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纠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金融基础设施创新。

“主权信用普惠发放”制度（简称“全民基础收入计划”)

发行主体：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协同操作。

操作路径：财政部发行无固定期限、零息、不可交易的特别国债，额度由全国人大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认购该特别国债，所募资金全额纳入普惠发放专项基金。

该特别国债不向商业银行或公众发行，不增加市场债务存量。

央行认购对应基础货币投放，但不形成对商业银行的债权，本质是主权信用直接转化为购买力。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央行可在国务院批准下为财政提供融资）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关于特别国债的规定。建议在修订《人民银行法》或制定《普惠金融促进法》时，明确此类“普惠性基础货币发行”的合法性。

初步规模：根据2025年末社会贷款余额约240万亿元、加权平均利率约5%估算，全社会年利息支出约12万亿元。以此为参照，建议年度普惠发放总额设定为12-13万亿元。

发放标准：12万亿元按14亿常住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约714元。为便于操作，可向上取整为每月800元/人，对应年度总额约13.44万亿元（可动态调整）。

发放对象：全体中国公民，不设收入、资产、就业状态等任何前置审核条件。

发放渠道：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或与第二代社会保障卡（“一卡通”）绑定，每月10日前自动到账。

资金用途：不设用途限制。尊重居民个体选择，可用于日常消费、偿还债务、储蓄或投资。无需发票核销，无需事后审计。

与宏观指标挂钩：每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民银行、财政部联合评估，根据以下指标调整年度发放总额：

上年度社会贷款余额及加权平均利率；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及核心通胀率；

城镇调查失业率及青年失业率；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及产能利用率。

退出或缩减条件：当产能利用率长期超过85%、核心CPI连续12个月高于3%、或失业率显著低于自然失业率时，可暂停或缩减发放规模。该制度设计为可逆，不构成永久性福利支出。

不会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当前我国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工业产能利用率偏低（约74%）、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局面。在此环境下，新增12-13万亿元基础货币（占GDP约9-10%）主要用于补足总需求缺口，可被闲置产能吸收，而非全部转化为价格上涨。国际经验（日本长期超宽松货币政策、美国2020-2021年直接发钱）表明，在衰退或通缩压力下，财政货币化对通胀的冲击远小于预期。

对冲债务通缩螺旋：每月800元对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极高（估计为0.6-0.8），可直接转化为消费，拉动企业营收，增加就业岗位，进而提高还贷能力。这比单纯的降息更直接、更公平。

改善政府净债务状况：虽然政府账面债务增加，但央行认购特别国债所支付的利息最终以利润形式上缴财政，实际负担极低。更重要的是，普惠发放将提振经济增速，扩大税基，长期看可改善财政收入/GDP比率。

降低不平等，促进共同富裕：低收入家庭每人每月800元的边际效用远超高收入家庭。该制度相当于一次人均等额的财政转移，直接降低基尼系数。

缓解代际矛盾与债务危机：背负房贷、消费贷的青年群体获得稳定现金流补充，违约风险下降；老年人获得额外收入，消费能力增强，间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

应对AI结构性失业：随着人工智能替代大量常规岗位，传统“以工代赈”和再就业培训无法覆盖全部失业者。普惠发放为劳动者提供基本生存安全，使其有空间进行技能转型，避免社会动荡。

降低行政成本：不设资格审核，彻底避免“福利陷阱”和“贫困陷阱”，减少基层甄别成本，杜绝寻租空间。

符合共同富裕根本目标，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可通过“试点—推广”路径：先在部分高负债或高失业地区试点，积累经验后再扩大至全民。

需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相关条款，明确央行可直接认购特别国债用于普惠发放。建议在近期金融立法计划中纳入。

短期（1年内）：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约9-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提升3-5个百分点。

房贷、消费贷逾期率下降，银行不良贷款压力缓解。

青年、农民工等脆弱群体生活安全感提升，社会稳定性增强。

中期（3-5年）：

内需驱动增长模式得到实质性支撑，减少对外需和债务扩张的过度依赖。

生育率下降趋势获得一定缓冲（家庭经济压力减轻）。

数字人民币普及率大幅提高，金融普惠性增强。

长期：

建立“债务货币＋主权信用货币”双轨发行体系，形成对纯债务货币缺陷的制度化纠偏机制。

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可扩展的基础框架。

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央行应明确承诺在产能利用率或核心CPI超过阈值时，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票、跨境资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银行暴利税等方式回收流动性，形成“可进可退”的政策闭环。

完善数字人民币基础设施：确保每月资金能够快速、低成本到达所有目标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和偏远地区居民。

与现有社保体系衔接：普惠发放不与低保、养老金、失业金等冲突，不计入家庭收入审核，避免“挤出效应”。

立法保障：推动《普惠发放促进法》或修订《社会保险法》，明确普惠发放的法律地位、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