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浪潮下的消费分化：从 K 型场景看社会变迁

AI 时代的 K 型消费图景

近期，一篇题为《苏州打工人挤爆 8000 万豪宅》的文章火爆全网。文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在杭州顶级豪宅的售楼中心，聚集着一群身着始祖鸟冲锋衣、背着 Gregory 登山包、脚踏 HOKA 跑鞋、手腕佩戴 Garmin 运动表的中年男性，年龄多在 30 至 50 岁之间。他们的身份多样，既有新兴科技企业的芯片技术总监，也有在 AI 独角兽企业深耕五年的产品经理，亦或是苏州光电公司的早期创始团队成员。

与此同时，《经济学人》近期也刊发了一篇引人深思的报道，名为《East Asian economies：Boom and bust》，揭示了在人工智能繁荣表象下，首尔、台北及东京等地工业衰退的现实。

文章开篇如是写道（经 AI 翻译）：

中国台湾这一富裕经济体，在常规年份的预期增长率通常为 3% 至 4%，然而如今增速竟高达 14%。这主要得益于出口的爆发式增长——即便剔除通胀因素，去年的出口额依然增长了超过 40%。无独有偶，韩国最大企业的营业利润在过去一年内激增了 159%，强大的出口能力功不可没。就连长期表现疲软的日本，也刷新了企业利润的历史纪录。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其出口增速是经济整体增速的四倍。表面上看，东北亚正经历一场由出口驱动的繁荣期。但这仅仅是故事的一半。

东北亚的出口产业正日益呈现出双轨并行的态势。在第一轨上，人工智能热潮强力推动了高科技出口，主角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势不可挡的芯片制造商，以及日本专注于芯片制造设备与材料的厂商。而在第二轨上，其他产业则举步维艰。若将半导体和 AI 服务器剔除在外，台湾地区的出口自 2022 年以来实际下降了 40%。韩国的非 AI 出口陷入停滞，日本的工业则持续衰退。

文中指出，一方面科技企业空前繁荣，另一方面，非科技产业却承受着巨大压力。中国台湾的机械制造商被迫安排员工强制休假，韩国电池企业的工厂开工率仅剩一半。这与中国大陆企业的全方位竞争密不可分。它们被迫向尖端领域升级，导致制造业结构日益单一化。

与中国大陆相似，老龄化、高储蓄率以及低消费意愿，也是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文中提及了一个概念：劳工贵族（Labour Aristocracy），即少数受到优待的科技企业人才；然而，占据就业主体的普通中小企业（韩国占 60%、日本占 70%、台湾地区占 80%）却造就了大量缺乏消费能力的底层劳工群体。

打工人群体内部正在发生分化：吸纳少量高精尖岗位的科技企业员工，与普通传统行业的员工，仿佛置身于两部方向相反的电梯，一部向上攀升，一部向下坠落。

这两篇文章几乎在同一时间进入我的视野，令人心中五味杂陈。少数高技术人才获得丰厚回报本无可厚非，但更多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却陷入停滞，甚至出现下滑。政府虽极力呼吁百姓消费并付诸诸多努力，但消费数据始终低迷，一场巨大的 K 型消费分化正在我们身边蔓延。

科技业的繁荣能否像过去的房地产时代那样，从生产端广泛传导至整个社会的消费端？在昔日的房地产繁荣期，一套房子背后串联着装修、家具、家电、婚礼、生育、教育等漫长的消费链条，一个行业的景气往往能带动无数行业共同增长。

过去二十年，中国消费的繁荣几乎与房地产同步前行。房价上涨带来的不仅是财富效应，更是一整套生活场景的扩张。而如今，AI 创造的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少数人聚集，却尚未形成同样的消费热潮。

房地产产业链曾覆盖上下游近 50 个行业，吸纳了千万级别的就业人口。而如今的 AI 与科技巨头更多是通过自动化提升效率，增加的仅仅是“灵活就业”岗位。

财富走向分化——少部分人依旧购置豪宅、追逐大牌；而另一部分人则开始缩减开支、谨慎消费。消费内容也在发生分化，传统实物商品销售疲软，“情绪消费”类产品却销售火爆。

消费从来不是孤立发生的，它依附于具体的人生场景。场景决定欲望，欲望决定消费。而过去几年最深刻的变化，恰恰是人们所拥有的现实场景正在加速分化。

K 型消费只是结果，K 型场景才是根源。

房地产时代：场景驱动消费

要理解场景的力量，不妨回望房地产时代。

二十多年来，房地产拉动了全民内需的繁荣。它从来不仅仅是一个行业，而是一套组织生活的系统。房地产不仅建造了大量房屋，提供了众多就业岗位，更创造了庞大的消费场景。大到装修、软装，小到家电、家居、布艺等。况且以往买房常与结婚相伴，从婚礼宴请、生儿育女到孩子入园，又是一条漫长的消费链。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下一代，一个房产周期背后，往往连接着长达二三十年的消费链条。

庞大的需求也为一些原创本土品牌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例如，我较为关注的“源氏木语”这个品牌，早在十年前我便购买过它的家具。当时它尚无名气，除了天猫店铺，我特意前往线下展厅查看货品。彼时杭州的展厅位于下沙偏远地区的一座破旧厂房内，与红星美凯龙、第六空间等专业展厅相比，可谓简陋寒酸。但好在产品的材质与款式均不错，用板式家具的价格买到实木家具，性价比极高。从此我便成了它的粉丝，见证它一路成长，进驻高大上的商场。若无地产带来的庞大家具置办需求，这类“小而美”的品牌未必有成长的沃土。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过去二十年，中国消费的爆发受益于房地产带来的三类大场景。第一种是买房所链接的家庭生活；第二种是上下游产业链的商务繁荣；第三种是大兴土木的城市化繁荣。这三类繁荣，无一不是依托于密集的人际连接。这三类场景中又包含无数环节，可以说每个环节都在制造消费。

这三类宏观的繁荣，与我们普通人的就业和生活息息相关。

房地产创造的不仅是房子，更是一套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人生路径——毕业工作、恋爱、贷款买房、结婚生子、改善养老。收入虽有高低，房子虽有大小，节奏也各不相同，但大致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消费也是依附在这条路径之上。

场景是如何消失的？

然而，这条路径在某个奇点上被打断了。

这种打断始于何时？难以确切界定。或许是从年轻人“人间清醒”地选择“不婚不育”开始；也可能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人们在线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亦或是新冠疫情三年改变了人们的诸多观念；还有可能是上一轮康波周期结束，眼下新一轮康波周期开启。总之，多种因素交织共振，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发生了改变。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人—地—家庭”牢固范式开始松动、瓦解。

第一重瓦解，是线下场景向线上迁移，商务需求萎缩。许多生活与工作的场景从线下移到了线上：腾讯会议、微信聊天、电商购物、自动化服务等场景，让越来越多过去必须面对面完成的事情，如今只需一个链接、一个小程序即可搞定。

效率提高，成本降低，人与人见面的频率也随之下降，线下的场景似乎在日渐消失。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前些日子在家整理换季衣物，望着柜子里那些曾经价格不菲的大衣、风衣、西装等，心中不免有些失落。我虽拥有这些衣物，却失去了穿着它们的场合。

我虽仍在地产行业，但薪资锐减，工作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经常要去客户公司开会，现在多是腾讯会议。以前开个会，还想着穿搭、背个好点的包，口红都要备好几支，还要请客户喝星巴克、吃顿饭，现在免掉了一切冗余，大家埋头做事即可。

我先生也是如此，本来今年想把开了多年的车子换一下，如今汽车也便宜，但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因为以前换车是为了出去多接点生意，现在他的行业也萎缩了，只能维系仅有的老客户，而老客户并不在意你开什么车，换车便失去了意义。

第二重瓦解，是生活方式的松动。前几年流行说：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有人选择单身丁克、旅居，成为数字游民；有人宁可租房，也要在宠物身上一掷千金。生活方式开始逐渐多样化，甚至碎片化。当人生路径不再收敛于同一条轨道，消费也随之失去了锚点。

过去，“买房—结婚—生子”这条轨道的强大之处，在于其可预期性。我们知道接下来要花什么钱，从而未雨绸缪，商家也知道该卖什么。整个消费链条被提前设计、触达。而当生活方式碎片化之后，消费也变得碎片化——它可能是某座城市周边的乡村咖啡馆，也可能是某个话题带火的情绪产品，还可能是某位明星的演唱会，来势汹汹，又转瞬即逝。

这是碎片化消费的显著特点：它即时燃烧，而非持续积累。因为不可预测，对品牌和商家而言，生意也越来越难做。

对我这种“中登”而言，“情绪消费”割不了我的韭菜，对宏大叙事也保持冷静。我不再为“爆款”故事而走进电影院，因为对时代叙事已产生免疫。与其换座城市看演唱会，我宁可在家听音响看书。

第三重瓦解，是欲望的改变。在过去范式里，消费在创造一种身份。二十年前刚入地产行业时，最火的美剧是《Sex and the City》，最火的电影是《穿普拉达的女魔头》。多少女生被《欲望都市》里的台词打动——“每个女人都需要双开门的衣帽间”——这种赤裸裸的消费主义，很浮夸也很 LOW。

但不得不承认，那个大胆炽热、充满欲望的上行周期，确实赋予了人们旺盛的消费冲动。因为人们买的不仅是物品，还有一种向上跃升的想象。

但如今的韩剧却在讲述另一种叙事：“光是活着，我已经耗费了力气。”就像《我的解放日志》中所展现的，年轻人不再为未来、梦想支付账单，愿望无非是加班少一点、通勤近一点。由欲望缔造起来的超级大都市，却最终把人们的欲望压缩了，大家都要“节能”地活着。

现代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扩张，并非仅仅满足了需求，而是不断激发欲望。需求是有限的，一个人一天只能吃三顿饭、睡一张床；但欲望是无限的，人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现代化、城市化创造了扩张欲望的经济体系；但也因此让越来越多人感到疲惫、焦虑和透支。

而关于现代人身份创造的欲望叙事，在房地产营销中更是达到了顶峰——它让人们相信，房子是家庭，是阶层，是未来的财富。这套叙事也让我们这些 80 后“中登”们“深受其害”，总在为未来买单。

但年轻人不玩这个游戏，他们为当下买单，为心情买单——演唱会、旅游、Labubu、“谷子经济”，消费发生在即时情绪里。他们对物质的欲望免疫，但精神的欲望蓬勃发展。

而我们这些“中登”，也失去了未来，更没有了消费的理由。

K 型社会，K 型场景

K 型社会的真正分裂，不只是财富，不只是消费，还有人生的场景本身。

AI 正在塑造一批超级个体——他们不仅拥有巨量财富，而且拥有大量时间。AI 承接了过去需要大量人力完成的工作，让少数人得以从烦琐事务中解放出来。财富和时间，这两样过去很难同时拥有的东西，如今向同一批人集中。他们可以穿梭在多元的场合、丰富的体验和深度的社交中，因为他们活在一个不断扩张的世界里。

但更多人可能相反：行业萎缩、收入停滞、社交减少、场景收缩，消费自然也减少。

更准确地说，这是生活生产的时间密度在分化。有场景的人，生活密度在增加——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更多的场合、更丰富的体验，时间是满的。而另一部分人，生活生产的密度在降低——腾讯会议、外卖、刷短视频。时间看似被填满，其实是在被“低密度消费”占据。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AI 创造的财富，能否像房地产时代一样，从生产端传导到整个社会的消费端实现全面繁荣？

很难，原因在于：房地产是带动增量场景，但 AI 是替代场景——它是高效低成本的效率革命，恰恰削减、压缩了人们的真实连接。

那么是不是就像《未来简史》里写的，我们大部分人终将成为“无用之人”，戴着元宇宙的眼镜，在线上的游戏世界里买皮肤、买装备，消费的尽头是 TOKEN？

不知道。但我不焦虑，因为我们人类有很大的弹性。有钱有闲，走向诗和远方；有钱不闲，或者有闲没钱，就去主动创造“附近”的场景。社会人类学家项飙曾提出“附近的消失”——现代人越来越活在宏大叙事与极度私人的自我之间，中间那层附近——邻居、街道、熟人、本地生活——正在系统性地萎缩。而重建附近的场景，恰恰是在对抗场景的稀薄化：认识新邻居、重约老朋友，在真实的空间里和真实的人相遇，这些事情看起来微小，却能把生活的幸福感填满。

并且最重要、最有力量的场景，也是 AI 无法压缩的——为家人亲手做的晚饭，陪孩子写作业时的耐心，节日里一家人的欢乐团聚。这些事情或许不会创造 GDP，但它们是我们的生活本身。

人类从来不只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我们更是父母、子女、伴侣、朋友。每个努力承担社会角色的人，就是有用、了不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