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浪潮下，理想与学者是否仍有价值？

备注：本文写于4月5日，于6月13日凌晨有添加。

今日探讨此题，起因是两周前在上海与几位人文界老友相聚。颇具意味的是，当年我刚入大学时，只见兄弟们身着拖鞋背心，伫立在南京大学三栋男生宿舍楼道间，手举威士忌畅谈哲学与诗歌；而毕业后的如今，我们谈论的却变成了人工智能、商业模式与创业。细细推算，大家在商海中也似乎创造了所谓的“一个小目标”，成绩尚可，但我内心却愈发怀念那段属于人文领域的青春时光。

作为南大类招生改革的第二届学子，我们入学时的2018年，社会氛围尚且昂扬，无人能预见后来房地产的危机。那时我对同窗的最初印象，是顶着军训帽谈论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或二战史，当然也有像我们这样没什么“文化”的，只想着今晚能否凑齐一桌人唱歌。那一年的阳光洒在每个人身上，这才是真正的大学时光，如同小说描绘一般。彼时小红书尚未问世，抖音也未流行，传统纸媒与电视台仍主导着我们的注意力，因此也有一群同学能孕育出各自的新闻梦想与学术追求。南大的学风依旧古典，比如隔壁文学院的阿潘，坚持不使用智能手机、只用粉笔板书，堪称古典派的典范。那个年代末期的大学图景，与今日之感截然不同。

2018年的南大人文大类，让我仿佛置身于80年代北京诗歌青年的聚会现场。我们喜爱诵读顾城、西川、海子的故事，钻研古典哲学，举办原创文学评论会。那时我对AI知之甚少，GPT尚属实验室课题，AGI仍属于科学幻想。不过，得益于AI在五年后的2023年才降临并爆发，我的青春得以宝贵地沉浸在古典生活中：在黑色幕布的剧场演出，在哲学课堂聆听千年智者的言语，顺便蹭蹭新闻学院的课程，看看隔壁学院的美丽女生，而无需焦虑被AI革命剥夺工作。

近期看到一种观点，称从前年轻人的黄金时代写诗，如今年轻人的黄金时代写代码，这话确有几分道理。曾经刚入大学的我们自视甚高，以为结庐茅屋便能指点江山，仿佛整个时代都匍匐在脚下。然而时光流转，我们逐渐明白自己并非如此非凡，原来世界并非由文人创造，而是一批商人所塑造。这一点从南京大学著名校友李录在80年代后转型创立喜马拉雅基金便可窥见一斑。或许源于我个人原因，近期我读书变少，视野变窄，灵性亦有所消退，只关注产品、用户与金钱。但我隐约觉得，这似乎并非正确的道路。商业仅仅是遥远未来趋势与过往人们行为习惯短暂交汇的产物。你可以在其间寻找缝隙并切入其中，做出微小改变，从而获取那部分利润。但遥远的未来趋势究竟是什么？推动未来到来的更多因素又是什么？仅仅靠你手中的产品吗？恐怕未必如此。

在AI时代，我们是否仍需理想主义与知识分子？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人类大脑的结构数千年来从未改变。反观AI，其进化速度却极快。三年前前端工程师感到危机，两年前后端工程师感到危机，一年前算法工程师感到危机，昨日刘靖康发微博称，未来公司的本质即信息加决策，他作为CEO的职位也可被AI化。所有基于经验的SOP均可被轻易格式化。当我活得越来越不像人类，试图像AI一样快速进化时，我才发现这是东施效颦，我此生绝无可能超越AI的进化速度。如今人脑的智慧已远不及AI，人脑的TOKEN有时仅成为A2A节点中的一环。近期又有一种论调称：“未来世界最聪明的两群人，或许会走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一群人回归原始。回归家庭、自然、身体、信仰与真实关系，在永恒不变的人性中寻找答案。另一群人奔赴未来。投身AI、机器人、脑机接口与新的生产力革命，在未知中创造新的文明秩序。一个向后走，一个向前走。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再相信旧世界的游戏规则。一个寻找文明的源头，一个探索文明的下一站。”

因为世界在变，而人类不变，几千年来皆是如此。于是，想在这篇随笔的结尾，附上我近期写下的一段文字——或许将作为我第一本书的序言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