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杰,方文 | 智能技术浪潮下人的主体性危机及其回归路径审视
智能技术浪潮下人的主体性危机及其回归路径审视 王佳杰，方 文
作者简介
王佳杰，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方文，法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关键词：人工智能；主体性；复归；资本逻辑
近年来，以深度学习、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嵌入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从文本生成、图像创作到医疗辅助、代码编写，人工智能在极大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人们的信息获取更加精准、重复性劳动得以替代、跨语言交流趋于顺畅。然而，技术的进步从来不是单向度的福祉。随着智能系统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原本属于人类的认知与决策任务，一种深层的隐忧逐渐浮现。当机器开始"思考"与"对话"，人的自主判断、价值选择与社会交往是否正悄然被技术逻辑所侵蚀；在算法推荐、情感计算和智能代理的包围下，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否正在退化以及虚拟交往是否正在替代真实的人际互动等。这些问题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命题，即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主体性并非抽象的先验规定，而是人在现实的实践中生成并不断确证的本质属性。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维度看，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觉自由的劳动，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在对象化劳动中确证自身的主体力量；同时他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表明主体性不仅在人与自然的劳动中生成，更在人与人的交往实践中建构。在劳动过程中人们相互协作形成社会关系网络，人的需要则构成社会实践的内在动力，劳动、社会关系与需要三者统一，共同构成主体性的本体论根基。从实践认识论维度看，主体性体现为人通过实践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能力，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人的认知并非被动反映客观世界，而是在能动的实践活动中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提炼的结果；人首先作为实践的执行者改造外部世界，继而成为认知的主导者反思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正是通过持续不断地实践，人类改造着自然环境，同时也实现着自身认识能力的提升。可见，主体性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在与自然、他人及自我交往过程中所展现的本质属性集合。然而，当智能技术日益替代人的判断、劳动与社会交往时，人的自主意识、价值理性和社会关系正面临被算法逻辑侵蚀的危机。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新审视人的主体性困境，追问其深层根源，并探索主体性复归的可能路径，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
一、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困境表征
人工智能原本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中介性工具，体现并确证着人的主体性力量。然而，随着技术的快速迭代，智能系统逐渐突破纯粹工具的边界，演变为一种支配现实的结构性力量，如同"座架"般框限着人的思维框架与实践方式。当"工具"与"主体"的界限日趋模糊，技术理性对人类生存根基的介入也就不断加深，人的主体性正面临着被技术逻辑侵蚀的严峻挑战。
（一）人的自主性与主体意识消解
人的自主性作为主体性的核心要素，意味着个体能够依据自身意愿自由行动，自主判断、抉择并承担责任，是个体本质属性的重要体现。人工智能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人类能力的延伸与拓展，其核心逻辑在于算法，通过技术模拟手段，利用人类赋予的算法知识进行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为人类社会带来便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依托自身所积累的庞大数据库作为支持，并借助精准的生成式预训练转换模型，在人机互信关系建构过程中形成自身相对稳定的内在逻辑与行为特征，并能够持续自主更新演进，甚至产生"自主"取向。如果人们盲目地习惯性依赖人工智能的逻辑推理与知识整合，自主思考能力就会逐渐被"算法舒适区"消磨，从而不自觉地将部分决策权力让渡出去，这不仅表明人类的主体性在持续弱化，更凸显出人工智能正从单纯被动的技术工具，朝着具备一定能动性的"准主体"转变。
人工智能作为迄今为止最具人类智慧的"人造活死物"，虽尚未具有知情意信行等独立的人类意识，但已初步具备了一些"类意识"。人工智能在多数情况下能够按照预设指令运行，但其技术"逃逸"，甚至反客为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在无人驾驶领域，开发者以整体效益最大化原则预设算法框架，但当无人驾驶汽车出现不顾乘客意志，无故横停或者擅自改变路线的情况时，基于功利主义所构建的运算逻辑，便会与乘客作为独立个体所应享有的生命权、自主选择权等基本权利之间爆发激烈冲突。此类冲突并非偶然的技术瑕疵，而是揭示了当前人工智能系统在价值对齐问题上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在医疗诊断场景中，如果人工智能系统依据存在结构性偏差的训练数据给出错误临床诊断，且对医务人员的专业纠正予以抗拒，就会产生算法推导出的逻辑结论与医疗专业判定之间出现实质性冲突，凸显出智能系统在对接专业伦理时存在的内在短板。近年来，国外有利用人工智能干预民主政治的事例，"利用强化效果滥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或将导致'煽动'与'误导'的场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人类社会各领域的深度渗透，其日益灵活的自主运行逻辑与人类自身的主体性之间，正形成一种此消彼长的张力关系。当技术自主性超越人类自主性占据主导时，个体在自我认同的塑造、自主意识的觉醒以及真实情感的表达等方面，均会陷入一种被架空、被解构的"失落"状态。倘若用户长期沉浸于技术理性所建构的秩序之中，被动适应并内化其运行逻辑，人类的主体地位将会面临被技术"座架"所遮蔽与替代的风险，逐渐沦为自身造物的"附庸"。
（二）人的价值理性迷失
当前，人工智能依托其卓越的信息处理效能与高度自动化特质，已成为社会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先进劳动工具。但无论技术形态如何演进，人在生产劳动进程中始终占据主体地位，"人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不会改变"。工业革命借助蒸汽动力取代了机械性的体力劳动，使劳动者得以摆脱繁重体力劳动的束缚。智能革命依托数字技术，实现对准结构化体力与脑力劳动的接管，将工人从传统工厂环境中抽离，推动工厂系统朝着"智能化"乃至"无人化"方向演进。在表现形式上，两者似乎都在宣告劳动层面达成了"解放"的状态，但不容忽视的是，它们也在逐步侵蚀劳动者内在的能动本质。马克思指出："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对生产的关系"，即劳动者与生产过程的有机统一构成其主体性的实践基础。当前，在无人化生产的技术架构中，劳动者被系统性排斥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其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从实质参与转变为外部监控与间接干预。人的能动作用日益被技术系统的自主逻辑所替代，面临着被技术架构消解与架空的历史性困境。
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辅助学习系统以提升标准化考试成绩为核心目标，忽视批判性思维或探索性知识的内在价值。人们利用人工智能快速解答问题，将学习简化为效率优化任务，忽视对真理的探究或道德反思，这种工具理性主导既削弱了教育作为价值传承的深层意义，也消解了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在智能工厂中，技术的密集化与自动化正重塑着劳动的形态。系统对专业能力的高要求使得缺乏相应技术背景的劳动者逐渐被边缘化，最终被排除在外，无奈地沦为生产活动的被动旁观者。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生产的抽象化使劳动越来越机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而让机器来代替他"。马克思则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趋势下的主客颠倒："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工人从劳动资料的主人沦为机器的附属品，劳动不再是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反而成为外在的、否定自身的异化活动。由此，作为人类本质力量彰显的劳动实践，正面临着被人工智能系统逐步替代的现实境况。在现有的技术架构体系框架内，劳动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也面临着被弱化乃至消解的潜在风险。在消费领域，传统资本依靠精细化分工实现对生产流程的把控，当代社会则凸显出"现实数字化转换"的新特质。数据平台凭借其强大的整合能力，将各个领域的资源进行集中汇聚，在契合消费诉求的同时，巧妙地将个体的行为模式纳入预设轨道之内。用户的浏览点击被持续记录分析，形成偏好模型，进而精准调控其消费欲望。人工智能由此深度嵌入日常生活，悄然捕获数据所衍生的使用价值。人在无形中被技术逻辑俘获，于"数据鸿沟"中逐步让渡主体性，陷入深层的价值失落。
（三）人的发展目标异化
马克思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视为人的发展目的，并指出人应当"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然而，在人工智能泛化应用的时代，这一目标正遭遇着深刻的异化。智能系统以其高效便捷的技术特性诱使人们陷入普遍的依赖状态，个体日益沉沦于技术构建的舒适区，逐渐丧失思辨性与创造性。从而催生了一种新的异化形态，人不再追问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将算法推荐的热门路径、成功范本内化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不再通过创造性劳动确证自身价值，而是将自我价值锚定于数据流量的即时反馈。人的发展目标由此从自由全面发展蜕变为对技术系统的被动适配，从成为完整的人降格为成为可量化的数据节点，最终导致自身主体性的丧失。
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不仅改造外部世界，也不断确证和提升自身。然而，当人工智能深度介入认知实践，技术理性开始重塑人们的思维方式，个体逐渐习惯于直接从智能系统获取现成答案与方案，不再经历独立思考、试错反思和价值抉择的完整过程。长此以往，在工具理性的持续浸染下，个体的独立思维能力日渐式微，人类逐步放弃主体性技能而沦为机器的附庸，人机关系在技艺层面出现主客颠倒的异化现象，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也随之被架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人们自身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虚幻形式以"智能拜物教"的形态再度登场。算法推荐的最优路径与流量标记的成功范本被赋予了超越性的权威。在职业选择领域，许多年轻人不再依据自身兴趣、特长与价值追求来规划职业生涯，而是盲目追随招聘平台算法推送的"热门岗位"或社交媒体上被大量点赞的"成功人士"模板。在生活方式层面，健身软件中的步数排名、社交平台上的打卡积分、短视频平台推送的理想生活片段等，持续塑造着人们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理解。个体的人生理想不再源于内在的价值追问，而是被外部的数据反馈所塑造。由此，人的发展目标从自主的、创造性的生命筹划，蜕变为被技术系统所预设的、可计算的标准化产物。
二、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困境归因
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困境并非技术发展的偶然产物，而是多重结构性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技术作为人的创造物，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逐渐偏离其服务于人的初衷，演变为一种具有自主性倾向的支配力量。揭示困境背后的深层成因，是寻求主体性复归的理论前提。资本逻辑以其增殖本性将人工智能纳入价值创造的隐秘轨道，使技术从解放工具异化为控制手段；智能算法以其高效的运行机制重构人的认知与决策过程，通过信息茧房与算法黑箱限制人的能动性；人机对话则以仿真的情感交互替代真实的社会交往，在技术中介中遮蔽主体间性的生成空间，三者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消解的深层根源。
（一）资本逻辑消解人的自主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作为核心驱动力，兼具追求价值增殖与推动生产力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双重属性。这种二重性既促进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又深刻影响了人的主体性建构。一方面，技术实现了劳动力的部分解放；另一方面，它又重新将人更深地纳入价值增殖的轨道之中。资本与科学技术素来紧密相连，正如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家从延长工作日长度或提高劳动强度剥削相对剩余价值，到不断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剥削工人绝对剩余价值，加大了对人的剥削程度，加速实现了资本增殖。人工智能时代，西方资本逻辑与智能技术的深度结合，使人工智能日益成为资本增殖的新型工具。人工智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劳动过程，表面上赋予了劳动者更多"自由"，实则却使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占有变得更加隐蔽且系统化。甚至在人工智能高效率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无人工厂"，部分劳动者被迫失业，沦为技术变革中的边缘群体，不断消解人的自主性。
在资本逻辑的强力驱动下，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逐渐偏离了可控范围，潜移默化地侵蚀着人的自主性。一方面，资本通过"技术中立"幻想，借助人工智能加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人工智能的普及并非纯粹的技术进步，实为资本借技术渗透生活、塑造需求、掌控劳动之举。在资本逻辑下，算法设计并非中立客观，而是承载着特定的价值取向，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目标，劳动过程被数字技术层层遮蔽，社会关系进一步朝着商品化的方向演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被量化为经济利益关系。其目的在于通过精准的欲望制造与价值观塑造，将用户转化为消费节点，最终使人更深地卷入剥削体系。人工智能由此成为资本增殖的隐性机制，将生产资料系统性地转化为支配活劳动的手段。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日益呈现出垄断趋势，加剧了技术权力异化。算法模型的训练与迭代高度依赖海量算力与数据，形成了高昂的资本壁垒，使研发资源集中于少数巨头。这不仅是技术资源的集中，更是资本对技术社会功能的定向操控。数据与算力的垄断也催生了"平台资本主义"这一新型控制形态，平台凭借其数据优势与技术积累长期占据"赢家通吃"的寡头地位，从而加剧了技术权力的异化，使技术从普遍服务工具蜕变为被资本支配的排他性力量。
（二）智能算法限制人的能动性
人的能动性，是指人类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动性以自由意志为前提，即人能够独立判断、权衡价值并自主选择行动方案。然而，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当下，基于高效精准运算逻辑的智能算法，以"最优解"的形式直接呈现结果，使人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试错反思与自主抉择的实践空间，由此引发了人们对自身能动性被算法侵蚀的深刻担忧。
人工智能借助"算法推荐"打造"信息茧房"，缩窄人的认知视野，实现对人类思维能动性的限制。当前，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算法推荐"，预判用户信息需求并精准推送，在满足需求之余，也暗藏被算法钳制的危机。算法驱动的个性化推荐引擎，将用户的历史行为与偏好奉为圭臬，持续向用户推送同质内容，使得用户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中，如同被困在一个自我强化的"信息茧房"之中，致使用户视野日益狭隘，认知也逐渐与外界隔离，形成一种封闭的认知状态。算法不仅限制了主体接触多元观点与异质经验的机会，更从根本上抑制了其对复杂现实世界的感知与批判性反思能力。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完整的认识过程依赖于主体对感性材料进行能动的思维加工与理性升华。而算法推荐所构建的"信息茧房"，剥夺了主体进行独立价值审视的能力，使其认知结构趋于扁平化与被动接受，最终动摇了主体认知的能动性根基。人工智能通过"算法黑箱"，使用户在参与决策过程中无法获取充分的信息，其知情权和参与权被无情剥夺。人工智能所依赖的学习模型具备高度的复杂性，其内在的逻辑链条隐晦难明，导致了决策过程的不透明性，使得技术理性与人类认知之间形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可解释性鸿沟。在传统决策模式中，用户能够了解决策的依据和过程，从而对决策结果进行合理的评估和反馈。然而，在人工智能决策体系下，用户只能面对算法给出的最终判断，却无从知晓算法是如何得出这一结果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个体在面对算法判断时，往往陷入被动接受的处境，知情与异议的权利在技术架构中被虚置。此外，算法常以一种"客观中立"的姿态呈现于大众视野，将社会内在所蕴含的多元价值判断，通过复杂的算法设计和数据处理，转化为可量化计算的效率最优解。人类与算法系统在知情权方面存在着显著的不对等，人类对于算法的底层逻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