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边的故土情怀
“我的故乡在广东潮汕的饶平,我是山口洋的第六代华侨。”年过八旬的刘礼民听说记者们来自中国后,眼中立刻闪烁出光芒,随即用纯正的中文讲述起自己的家族渊源。
坐落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西北部海岸的山口洋市,是印尼华人占比最高的城市之一。由于城中遍布数千座中式寺院,这里被称为"庙宇林立之城"。
顺着刘礼民手指的方向望去,一座黄色屋顶配红绿镶边的歇山顶中式建筑,在赤道灼热的阳光下格外耀眼,这便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福德祠。
寺庙入口的建筑风格带有鲜明的岭南特色。色彩运用大胆鲜明,以金、红、蓝、绿为主色调。门楣正脊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双龙戏珠"彩塑。两条飞龙踏着祥云,守护着中央燃烧着赤红火焰的宝珠,显得庄严肃穆。正上方悬挂的"福德祠"金色匾额配以红底,与门神彩绘相得益彰。精致的建筑细节,与庙内终日弥漫的香火、时而回荡的钟鼓声融为一体。
漫步山口洋街头,天后宫、关帝庙、大伯公庙等中式庙宇香火鼎盛,参拜人群络绎不绝,翘起的屋檐下,依然保持着浓厚的中国韵味。
市中心道路两侧连绵的骑楼建筑,常常让人误以为身处粤闽地区的老城。骑楼这种源自中国南方的建筑形式,将底层临街面内缩,在赤道地区频繁交替的烈日与暴雨中,为行人留出一条宽阔的公共走廊。楼层架设于廊道之上,仿佛"骑"在人行道上,既能遮阳挡雨,也缩短了邻里的距离。
"最初下南洋的中国人,其实大多是为了生存的普通人。"刘礼民感慨道,"大家用建筑的形式,把家乡的模样留在了异国他乡。"
下南洋,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段充满艰辛的大规模人口迁移。闽粤地区背山面海,当时灾害战乱频繁,迫使一代代生活艰难的闽粤人将目光投向海洋。为了活下去,他们告别亲人,乘坐"红头船"冒险"过番"(出洋),前往东南亚等地。仅《汕头海关志》记载,自1864年至1911年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远渡重洋。
在那个通讯和交通极度落后的年代,远赴异国他乡,意味着生存艰难、倾诉艰难、回家更难。一封封跨越山海、兼具家书与汇款功能的"侨批"("银信"),便成了海外游子与故乡之间最宝贵的纽带。1927年,印尼陈君瑞寄往潮汕家乡的一封侨批,信纸正中写着一个硕大的繁体字"難"。字旁附诗一首:"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梓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
这种对故乡的思念,不仅刻在山口洋的砖瓦之中,也延续在西加里曼丹省会坤甸的街巷之间。
在西加里曼丹省博物馆绿树成荫的庭院里,矗立着一座中式八角攒尖顶凉亭——"思恩亭"。亭前石狮活灵活现,亭柱上的对联"思念前辈辛勤创业,恩泽吾族后代子孙",默默诉说着跨越山海的思念与传承。午后时分,赤道暑气蒸腾。偶尔有微风穿过亭廊,便驱散了周身的闷热。如今,这里已成为许多当地居民带孩子乘凉休憩的好去处。
近日,在坤甸举办的第六届婆罗洲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多位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年华人"下南洋"时,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也包括一整套成熟的中式建筑营造技艺。在陌生而湿热的南洋土地上,他们建造起家乡风格的庙宇和住宅。飞檐、窗棂、木雕与院落之间,寄托着他们对故土的情感记忆。
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杭行认为,中华文明在东南亚的传播,是在适应当地气候与民俗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与融合。以建筑为例,从木材选用、通风结构,到装饰纹样中融入的热带植物元素,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创造力。
思乡之情不仅刻在建筑中,也延续在街头市井。
在山口洋和坤甸的街头巷尾,华人餐馆随处可见。菜粿、捞面、腊肠等传统中式美食,深受当地民众喜爱。
创办于1958年的阿祥咖啡店,如今已成为坤甸著名的"网红打卡点"。走进店内,岭南风格的木质家具与泛黄的老照片相映成趣。招牌上"回味无穷"与"苦尽甘来"几个字,仿佛凝聚着几代华人在南洋奋斗的记忆。
在喧闹的人声中,当地青年阿克巴告知记者,这家茶餐厅是他和朋友最常聚会的地方。他特别喜欢这里的鸳鸯奶茶,配上烤面包和溏心蛋,"这就是最正宗的坤甸下午茶"。
阿克巴还热情地向记者推荐了当地一家专营菜粿的中餐馆。这款源自潮汕地区的传统美食,在当地被称为"Chai Kue"。它以粘米粉为主料,将白萝卜、芋头、韭菜等切丝剁碎,辅以虾皮、香菇碎等配料包入皮中。蒸熟后的菜粿外皮晶莹剔透、软糯滑韧,内馅则鲜香多汁,不仅是华人的最爱,也深深"征服"了像阿克巴这样的当地民众。
在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廖朝骥看来,海外华人始终保持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其背后折射出的,正是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文化传统。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传播海外、长盛不衰,恰恰在于它具有水一般的特质。"廖朝骥说,"它总能在不同的土壤中开辟新的水道,在不断适应与融合中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核。"
夜幕降临时,山口洋街头的庙宇灯火依次亮起。赤道的晚风穿过骑楼长廊,也轻轻拂动一串串红灯笼。对于漂泊南洋的华侨而言,"乡愁"不只是对故土的遥望,也是在异乡烟火中,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记忆。(张怡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