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新观察丨从正名到共创，中国戏剧探索国际化新路径

为何戏曲的英译是“Xiqu”而不是“Chinese opera”？德国观众为何在欣赏越剧《梁祝》时忍不住离场落泪？美国导演又是如何在中国找到破局之道的？

在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于上海拉开帷幕之际，一段段戏剧界的往事被重新提及，作为历史的镜鉴。中外戏剧工作者携手探寻，中国戏剧如何走出“平等对话”的国际化新路。

早在2011年9月于厦门召开的第33届世界戏剧大会上，国际戏剧协会与中国戏剧家协会便共同决定，将戏曲的英文定名为Xiqu，而非此前更通用的Chinese opera（中国歌剧）。相应地，各地方戏曲剧种也采用音译，例如京剧称为Jingju，而非Peking opera（北京歌剧）。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表演艺术机构，国际戏剧协会认为，有必要让全球社会对戏曲形成更深层次的理解。”国际戏剧协会总干事陈仲文在受访新华社记者时指出，“此次正名不仅是为了术语的准确，更是维护文化多样性、推动艺术平等交流的实际举措。”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剧作家喻荣军认为，将戏曲译为Chinese opera，实际上是将之强行塞入西方歌剧的框架中，导致人们以歌剧的标准来衡量戏曲，比如追问戏曲是否有女高音、是否有指挥等，这容易使戏曲被误读为一种带有东方色彩的歌剧变体，其独有的“唱念做打”美学体系反而被掩盖。

“这不仅仅是一个翻译的问题，更是一次实现文化平等的正名行动，有助于戏曲在世界舞台上确立自身定位与话语体系，从而彰显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他补充道。

2026年5月24日，作为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的国际交流板块，中国戏剧家协会与上海市戏剧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从中国到世界：戏曲艺术与当代国际戏剧交流互鉴”国际对话会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中国戏剧家协会供图）

事实上，类似先例早已存在。日本的四大古典戏剧——能（Noh）、狂言（Kyogen）、歌舞伎（Kabuki）、人形净琉璃（Ningyo Johruri Bunraku）的英文名称均采用日语音译，并已获得国际广泛认可。

在术语翻译上实现“正名”，更需在美学阐释方面做到“立言”。

上海昆剧团党总支书记张咏亮指出，戏曲的美学体系与西方戏剧截然不同——一根马鞭可象征千军万马，几步圆场能代表万水千山，唯有清晰传达这种写意、简约、含蓄的美学特质，才能真正帮助海外观众理解戏曲这门艺术。

“与戏曲这种传统艺术形式相遇的价值，不在于将其转化为我们熟悉的事物，而在于理解其所承载的艺术哲学、身体经验、美学体验与文化记忆。”陈仲文强调。

多年前，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携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赴德国威斯巴登演出。尽管票房表现良好，时任团长茅威涛仍对当地观众的反应感到忐忑，直到一位朋友转述了一件令人动容的事。

演出进行至“楼台会”段落时，朋友发现一位外国观众离席，追出剧场后竟看见她在悄悄抽泣。交谈中，这位女士表示因过于悲伤，担心哭出声会影响他人。当被问及是否看懂时，她回答：“当然看懂了。一个人失去挚爱时的痛楚，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

2025年8月21日，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演员在英国伦敦表演越剧折子戏《梁祝·十八相送》。新华社记者吴鲁 摄

以自身方式表达人类共通的情感，正成为中国戏剧融入世界剧坛的一种文化自觉。

“我们只是用中国传统的戏剧艺术来外化一个爱情故事。”十余年后回顾这段往事，茅威涛依然感慨万千，“语言并非障碍，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同样广受欢迎。”

法国利摩日法语区艺术节艺术总监哈桑·卡西库亚泰也认为，语言并非外国观众欣赏戏曲的障碍：“全世界最容易引发共鸣的，莫过于爱、善良、智慧等人类共通的情感与品质，而戏剧正是这些情感的凝练表达。”

中西方戏剧在表达人类情感时既有共鸣，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与审美取向。同样讲述生死爱情，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走向现实悲剧的终结，而昆曲中的杜丽娘与柳梦梅却能超越生死相恋，越剧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更以化蝶重生，这体现了中国人的浪漫想象与乐观精神。

“戏剧自诞生之初，便是作用于人的精神与心灵。”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罗怀臻表示，在新时代背景下，戏曲工作者应深入挖掘并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独特的东方叙事与全球观众展开对话。

2023年9月9日，婺剧演员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表演婺剧《三打白骨精》。新华社记者汪平 摄

豫剧《程婴救孤》彰显中华民族的大义担当；舞剧《朱鹮》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京剧《锁麟囊》蕴含东方智慧的处世哲学；秦腔《再续红梅缘》诠释坚贞不屈的红梅品格……

“本次展演的10个剧目，从多角度展现了中国人看待生命、理解世界、表达情感的独特方式，希望各国戏剧节与艺术机构负责人通过观演与交流，更深入地走进中国戏剧的美学世界。”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涌泉表示。

在中外戏剧交流史上，两段传奇故事令人津津乐道。

18世纪30年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经传教士翻译传入欧洲，其弘扬的忠义与牺牲精神与欧洲启蒙思想倡导的理性价值观相契合，引发伏尔泰等多位欧洲作家的改编热潮，为欧洲戏剧注入新的题材与思想元素。

20世纪30年代，梅兰芳先后访问美国、苏联，不仅演出场场爆满，更获得卓别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布莱希特等大师的推崇，对西方戏剧产生深远影响，为其反思自身传统、革新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非写实美学的东方参照。

拼版照片：1930年梅兰芳（右）访问美国时与卓别林合影（上图）；2014年8月20日，梅兰芳之子、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左）与卓别林的孙女、演员兼模特凯拉·卓别林在纽约合影（下图）。（新华社发）

1935年，梅兰芳（右）到苏联访问，与苏联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合影。（新华社发）

面对全球化语境，除出国演出这一常规方式外，合作创排正日益成为中国戏剧“借船出海”的新路径。

萨摩亚艺术家与中国四川凉山演员合作的《星回》，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永恒的哲学命题；法国导演与中国演员合作的《悲惨世界》，结合现实主义表演风格与法国戏剧理念；中国导演执导匈牙利演员的《圣·拉兹洛国王》，融入戏曲的唱法和表演程式；中国导演执导希腊演员的《赵氏孤儿》，双语呈现古老的“复仇难题”……这些演出实现了中外戏剧的艺术融合，使中国戏剧以多种方式“化”入世界剧坛。

2024年11月23日，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中国驻突尼斯大使万黎（后排中）与《星回》创作和演出团队在演出结束以后合影。（新华社发）

当然，真正的跨文化交流绝非单向输出，而是在对话、碰撞中彼此激发，共同生长。这种双向奔赴正在重塑中国戏剧与世界的关系。

2009年6月，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莉兹·戴蒙德应邀赴上海戏剧学院参加首届国际导演大师班。彼时，她正准备指导本校学生排演莎翁戏剧《冬天的故事》，但苦于找不到教学思路，还担心在中国的教学会影响本职工作。

“当看到中国学员创作出五个风格迥异的、尤其是融合话剧与戏曲语汇的表演片段，戴蒙德激动不已，认为每一个片段都是绝妙的导演构思和样式创造，为她回国教学解困。”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卢昂回忆道。

2009年6月，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莉兹·戴蒙德（中），在上海戏剧学院首届国际导演大师班上指导中国学员创作莎翁戏剧《冬天的故事》表演片段。（上海戏剧学院供图）

“文明因交流而丰富，因互鉴而多彩。”陈涌泉表示，期待中国戏剧界与更多优质国际戏剧节平台加强合作，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激发新的灵感、结出新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