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来袭之后，艺术如何守住人的位置

不久前，一场以“当‘古道’碰上‘热肠’——中国叙事的当代精神”为主题的对谈在北京电影学院报告厅展开。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作家李修文和导演徐浩峰三位学者与创作者同台交流。表面上，这场讨论是在回望中国传统叙事的精神资源，实际上却切中了当下最受关注的议题：当AI和全球技术浪潮迅猛推进，身为“人”的创作者究竟该走向何处？三位嘉宾围绕“无法自洽的矛盾”“肉身经验的装置”“真实感的消退”以及“人的不可替代性”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关于艺术本体与未来道路的深入对话。

1.人的鲜活，恰恰来自“不对劲”

此次对谈是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与北京电影学院共同推出的“北电大讲堂·文学与电影”第二季第二期。活动主持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杨蕊将“古道”视作支撑叙事的理性筋骨——它意味着规则、秩序，以及长期沉淀而成的生存原则；而“热肠”则像流动在叙事内部的感性血液——它象征热望、情义与突破常规的生命冲动。她指出，“古道热肠”原本就是中国文化传统里相互依存的两面。放到今天，我们正面对秩序重组、情感表达失落的风险，古道所代表的稳定与热肠所代表的真诚都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场对谈的意义，正在于思考中国叙事如何在这道精神裂缝中重新找到当代坐标。

以冷冽武侠风格独具辨识度的徐浩峰，借《文心雕龙》和司马迁修史精神谈到，中国文艺传统历来把高尚人格与天地之美并置为同一种“道”。在他的创作中，如《师父》《箭士柳白猿》，他有意剥去传统武侠里飞檐走壁式的浪漫想象，转而把目光投向“武行”——这个真实存在的社会行业共同体，并以近似人类学考察的严谨度，分析其内在规矩、伦理结构及利益角力。他直言，自己拍的不是快意恩仇式的“武侠”，而是严肃意义上的“行业剧”，希望借一个细微切口，照见更广阔的社会纹理和人性层次。

谈到备受瞩目的AI，徐浩峰首先把它与人的思维方式作对照：“我觉得AI是在追求对，而人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人老在追求错。”在他看来，若AI的运行逻辑是不断逼近“正确”，那么人类那些“圆不上”的部分，反倒构成了最有价值的创作源头，许多灵感都生发于那些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他拿电影《一代宗师》的筹备举例：“材料很多，故事很多，越听越多，但还是没法创作。”直到后来一次采访中，咏春拳师说“咏春专破蔡李佛”，而蔡李佛拳师又断言“蔡李佛专破咏春”，正因为“圆不上，我才觉得能把之前听来的那些东西重新激活。”

这种认识深刻影响了徐浩峰的创作观。在他看来，创作并不是从严密闭合的逻辑中生长出来的，而恰恰来自那些互相抵牾的缝隙。他还提到一个颇有意思的观察：“我看近年欧美的一些心理学报告，说成年男性想要心理健康，尽量多和女性相处。成年女性要想心理健康，尽量少和男性相处。”他说着笑了，“这就是一个圆不上的地方。”

在徐浩峰看来，导演的职责，就是盯住这些“圆不上”的地方，导演需要具备这样的洞察力。他认为观察生活的关键不在于堆砌细节，而在于抓住一个能够“折射整体”的“第二细节”。在剧本写作里，这样一个拥有“综合魅力”的细节，足以统摄大量情节。“观察生活不是看你列出多少细节，而是有没有一个细节，能把人物背景、人物经历全都收进去。这个细节不是孤立的点，而是可以映照一个整体。你观察生活、写剧本时，这就是第二细节。剧本也一样，写着写着，突然冒出来一个点，我把它写出来，它就像水晶球、像镜子一样，把周边全反射出来。这个点有综合性的魅力，所以细节是可以收戏的。原来为了说明这个事，可能要写60场戏，但当我的细节抓到底了，就不需要那么多场了。或者人物对话本来来回回十句，可中间突然出现一句特别精彩的话，另外九句就都可以收掉。” 这种基于矛盾与提炼的创作方式，恰恰体现了人类经验本身的复杂度。

至于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为何常常以“寂寥背影”结束，徐浩峰表示，这并不是悲观，而是一种强调策略。就像欧洲古典悲剧常借死亡凸显爱情的珍贵，他笔下的“落寞”是为了让观众在惋惜之中，更深地注视“道”所付出的代价与所保有的尊严。他还进一步谈到高级叙事的秘诀——“假因果”。真正的现实主义，恰恰在于呈现人物依据自己的误解和逻辑（即假因果）去行动，而世界却按另一套真实逻辑展开运转，这种错位便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与心理真实。他举例说，无论是塔可夫斯基的诗性电影，还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它们的伟大，往往都在于对背景与动机的“不说透”，从而更靠近生活天然具有的模糊与复杂。

戴锦华则认为，徐浩峰并不是对武侠类型的简单延续，而是以“武行”为入口展开社会现实主义书写的创作者，在其冷静克制的笔法之下，隐藏着对权力结构与人性冲突的深层揭示。

谈及“古道热肠”，戴锦华认为二者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古道”指向的是道义，是最朴素也最传统的道义观，它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一种自然的人性流露。“在我看来，坚持古道的人，往往也都怀着热肠，是那种即便身在困局，热血依然滚烫的生命状态。在我的理解中，古道热肠更像是一种理想的生命形态和人生境界。”

2.AI写得都对，但也往往都普通

当AI能够调用海量信息、拼接出“正确”的故事时，人类创作者究竟靠什么与它拉开距离？李修文给出的答案是“肉身经验”。

他表示，现阶段AI写作还没有给自己造成太大压迫，因为AI写出来的东西“都很正确，但是也都很平庸”。不过李修文也承认，对于创作而言，AI并非毫无益处，“拿它查资料确实很方便，而且问它一个问题，经常会得到让人意外的回答。但到目前为止，比如我看它对某些故事做的评价，就像徐老师说的那样，回答很正确、很完美，而这种正确和完美，是建立在一种集合式的数据概念之上的。”

在李修文看来，人类经验的独特性仍然无法被替代，“也许我们已经走在残山剩水之间，也许AI施加压力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但我觉得人类并没有把自己真正用尽。很多时候，一个写作者确实和历史、科技并肩向前，但作品真正的力量，往往来自他在前行的同时不断对这些东西提出怀疑。正是在这种怀疑中，作家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文本，写出只有人类才能写出的故事。至少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AI写出真正动人、令人震惊的故事。”

李修文曾问过AI：“听说你要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AI给出的回答是：“请你写好基于自己肉身体验的经验。”李修文笑着说：“连AI都这么说，那我就照它说的做。”李修文的散文和小说，如《山河袈裟》《猛虎下山》，始终涌动着一种“肉身在场”的强烈激情。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是被时代洪流冲散的个体，在生活濒临塌陷之际，于流浪、漂泊和放逐中意外迸发出惊人的情义与尊严。李修文表示，这种情义并不是英雄主义式的主动出击，更像是一种退守之后凝结出的精神晶体。“当失去变成常态，中国式的情义就成了安放心灵的一剂药。”

李修文还谈到，自己的写作深受中国古典话本和元杂剧，尤其是水浒戏的影响。在这些作品里，常见的是小人物在阴差阳错与被动承受中完成自身命运，很少出现西方式个人英雄的自我觉醒。这种叙事方式，更贴近中国民间对命运的理解——往往是在退无可退的雪夜，或墙角花开的一刻，完成一种东方式的领悟与和解。杜甫诗歌中那种与万物共情的传统，以及沉入日常生活的“诗史”精神，也是他重要的精神来源。

李修文所说的“肉身体验”，并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体验生活”。在写作小说《猛虎下山》时，他曾深入废弃工厂，真正打动他的不是那些现成的故事，而是未盖章的车票、整齐挂着的工作服等物象。“我不是从被采访对象那里得到更大的激发或呼应，反而是我确认自己找到了一个能够经过我的装置的舞台。”他认为，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必须经过创作者身体感知与情感“装置”的重新激活，才能再次成为能够引发共鸣的叙事。“怎样通过你的装置，让历史重新变成今天大家可感知的历史，这件事对我的刺激更大。”

3.AI最容易替代的，是拼桥段的类型化写作

戴锦华指出，对影视创作者而言，AI最直接的冲击首先落在类型化、桥段化的通俗创作领域。“人工智能比任何一个创作者都更熟悉某一类型里全部桥段，以及这些桥段所有可能的组合。这也是为什么好莱坞大罢工会首先从编剧工会开始，因为低级编剧事实上已经能被AI替代。从桥段组合的意义上说，它甚至能做得更好。但中高层编剧依然相对安全，因为他们会对AI给出的初级剧本进行具有原创性、观察力和洞察力的修订与补充。”

在戴锦华看来，这也逼迫艺术重新回到最本源的发问：什么是艺术？什么是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创作？她强调，在人类可能进入与硅基智慧共同存在的新文明阶段，“身体”——也就是碳基生命特有的体验和脆弱——将成为我们确认自身存在、展开艺术思考的最终依据：“我们的肉体凡胎，我们身体的存在，我们身体的不合理，我们身体的脆弱，我们身体的诉求，决定了生命体验、生命思考的不同，决定了我们‘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如何在这样的经验中理解代际、传承和生存，身体成了人类自我确认和自我思考最重要也最基础的东西。”

戴锦华进一步认为，身体是独特生命体验和思考的根基，而把生命经验直接转化为创作，本就是艺术家最崇高的追求。她提到，曾有一位戛纳电影节选片人非常热情地赞美侯孝贤，称侯孝贤是“神”，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经验直接转换成了电影”。戴锦华说：“把自己的生命经验直接变成文字，直接变成视听语言，是每一位文学家、电影人的追求和梦想。到了这个层面，我认为就和AI没有关系了。如果你有这样的追求，就不要想太多，让AI走它自己的路。”

当资本与技术不断重塑行业版图，比如流媒体巨头并购传统影业时，电影、文学等传统叙事艺术又该如何定位自己？戴锦华认为，此时无论是对电影产业还是电影文化的想象，都必须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身，进行调整与重新定位。传统的大工业模式与AI结合后会走向哪里，尚无定论，但21世纪已经出现的众多伟大电影，足以证明人类创作仍拥有丰富而多元的可能性。

4.面对AI冲击，真正重要的是人的选择

谈到AI带来的冲击，戴锦华认为人类始终拥有不止一种出路，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作出选择：“你是要去和AI竞争，还是成为AI链条的末端，还是继续延续关于电影、关于电影艺术的深刻思考？”

她说自己很喜欢一位作家的回答：就算AI写得更好，它也不可能拥有“因为我想写，所以不能自已”的创作冲动与快乐。戴锦华认为，这将来会成为一个非常朴素、也非常根本的判断标准，“通过电影实现名利双收的可能越来越小了，但你心里是否仍然坚定地相信，‘我就是爱电影。如果我能拍出一部电影，它就完成了我的梦，也满足了我对生命的一种渴求。’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根本不用担心电影的未来。在很多层面上，我们都必须回到那些最朴素的问题，向自己发问，给出回答，然后作出选择。”

戴锦华还认为，艺术这条路本来就是由无数迷失和失败铺成的。把创作当作志业，本质上是一件“高风险、低回报”的事，它未必会带来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却可能最终带来“一份心安”与“我不枉一世为人”的自我确认。

她提到，自己看过的一些资料显示，ChatGPT-4有两个领域无法真正覆盖，其中之一就是批判性思维，“而我觉得，批判性思维正是人文学科以及文学艺术能够赋予我们的东西。”当未来AI几乎覆盖一切时，这种能力或许会成为人类自我确认的最后边界。“它一定不是类型复制，一定不是小夜曲式的安慰，也一定不只是隔靴搔痒式的工业制造或工业复制。”

相比之下，徐浩峰对于AI的冲击显得更为乐观。他说，自己有个“胡思乱想”——现在只是AI刚起步的阶段，等它再发展下去，它也许会发现，人类才是更高级的AI。他提到围棋大师吴清源晚年曾提出一整套全新的围棋理论，强调“整体的观念”。当时职业棋手并不认可，觉得“一个离开一线30年的老人，闲来无事搞出来的东西，能信吗？”吴清源后来收的弟子也并非顶尖高手，战绩并不突出。直到AI出现后，人们才发现AI围棋的一些思路、甚至具体招法，竟和吴清源晚年的理论高度一致。“人一时证明不了自己，但天意会以某种方式替人证明。”徐浩峰还打了个比方，如果按印度文化和中国《聊斋》的想象来看，AI就像鬼。除了文学能力比不上人，鬼在其他方面都比人强16倍。当你疑神疑鬼，住进阴冷惨淡的屋子里睡不安稳时，只要念一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鬼就会对你佩服得不得了。“这不是孤例，”徐浩峰说，“你们看周星驰的《西游降魔篇》，里面降魔的法宝就是《儿歌三百首》。艺术这种东西，是人类独有的。”

5.中国叙事的当代更新，离不开对传统的深读与转化

尽管三位嘉宾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但整场对谈最终呈现出一种内在共识：真正的创作，无论外在风格冷或热，其核心都必须扎根于真诚的生命体验、清醒的文化自觉和敏锐的时代判断。中国叙事要实现当代创新，必须建立在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之上。

徐浩峰提供的是一种形式转换的路径——把传统叙事中的伦理结构和仪式框架进行现代转译；李修文践行的是一种精神接续的道路——让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和民间叙事中的志怪智慧在当代文本里重新生长；而戴锦华所倡导的，则是一种批判性的创造立场——用现代意识重新激活传统，使其经过反思之后，真正变成回应当代问题的思想资源。

戴锦华特别提醒：“我们正身处文明转型期，中国叙事传统里的整体性思维、辩证智慧、意境美学，都有可能为人类提供新的叙事方式。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先成为传统的深刻理解者，然后才可能成为它的创造性转化者。”

在AI能够复制完美、短视频不断切碎注意力的今天，中国叙事的当代精神，恰恰体现在敢于拥抱复杂、矛盾与不确定。

在信息茧房彼此割裂、AI熟悉所有桥段组合的时代，人的价值恰恰体现在人的局限之中：身体会衰老，记忆会模糊，观点会偏差，选择会犯错。但也正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生命经验的独特质地，并因此成为无法复制的艺术源泉。

也许未来正如戴锦华所预见的那样，电影工业的形态会被改写，类型化生产会与AI深度捆绑。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可能同样正在生成：当创作者不再被名利牵制，而重新回到“因为我想，所以不能自已”的初心，艺术反而可能摆脱束缚，在更真实、更个人的层面开放生长。这或许正是“我就是爱电影”最好的注解——不是因为电影能够带来什么，而是因为“不能自已”，因为这份热爱本身已经足以成为理由。在AI可以生成一切的时代，这种“不能自已”的冲动、这种对复杂性的执着、这种明知没有保障却仍愿启程的勇气，也许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证明。文/记者 张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