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 Cure以老药再利用重塑罕见病治疗路径

核心要点

目前全球已确认的罕见病已超过10000种，其中约95%仍然没有有效治愈方案。开发一款全新的治疗手段，往往要投入数十亿美元，并经历十年以上周期。而不少罕见病患者数量只有几千人，甚至仅几十人，药企因此通常不愿为一款大概率难以盈利的药物投入如此高昂的成本与时间。

而老药新用正在打破这一传统逻辑。它的核心不是为药物限定原始用途，而是为已经上市的药品重新寻找新的适应症。如今，随着人工智能的引入，这一筛选与发现过程正变得更加高效。

当戴维・法伊根鲍姆博士和同事准备创立专注于老药新用的非营利机构Every Cure时，他们首先遇到了一个关键选择。

“做老药新用，其实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等患者和病友组织主动找来，说‘能不能替我的病找一种药’，”法伊根鲍姆表示，“另一种则是……借助AI，在全部药物和全部疾病之间寻找最有机会实现突破的组合。”

最终，法伊根鲍姆与联合创始人决定走第二条路。

Every Cure并不是围绕某一种具体疾病去定向寻找治疗方案，而是系统筛查现有药物是否可能对任意一种已知疾病产生作用。团队先识别药物和疾病之间可能存在的匹配，再去连接真正可能受益的患者。这种方式与传统罕见病药物研发路径大不相同。

“过去科研领域的常见逻辑是，你希望谁来研究，就去找谁并提供经费，”法伊根鲍姆说，“所以总会有人来找我们，说‘我们希望你研究我们的疾病，资金可以给你’，而我们只能回绝……我们的机制不是这样。”

他也坦言：“要让外界真正理解这种理念，实际上并不轻松。”

因此，尽管法伊根鲍姆在利用已上市药物治疗罕见病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他表示，过去12年里，自己的研究已帮助挽救超过1000名患者生命——但这家机构在融资初期依然举步维艰。

“机构成立的第一年，我们没有筹到任何钱。”法伊根鲍姆说。

在罕见病领域，慈善捐助通常带有很强的私人情感因素。很多捐赠者更愿意支持与自己家庭成员所患疾病直接相关的研究。

也正因如此，虽然早期曾有不少机构愿意为胰腺癌等疾病的老药新用项目提供资助，但Every Cure始终坚持不为单一疾病定制研究方向。这意味着法伊根鲍姆不得不谢绝所有只想资助某一种疾病疗法的捐赠。

“第一年我们谈了几十次类似合作，也拒绝了很多大额资金。但我们始终相信，这样做才是对的，”法伊根鲍姆说，“我不愿意走到那种局面：接受了资助……花上五年时间，耗掉别人500万美元，最后却什么成果都没有。”

不过，法伊根鲍姆后来还是找到了认同其“非特定疾病”模式的支持者。陈・扎克伯格倡议是较早的资助方，随后莉迪亚・希尔基金会、旗舰先锋创新基金以及阿诺德风险投资基金也相继加入。

最终，Every Cure获得了TED大胆项目承诺提供的6000万美元资金，并且在美国卫生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H，拜登政府于2022年设立的联邦资助机构）的两轮资助中取得超过1.3亿美元支持。

从目前进展来看，成果相当鼓舞人心。自2022年底成立以来，Every Cure已经在老药新用研发管线中锁定了10个项目。

“第一年我们主要全力融资，打好资金底盘；第二年开始搭建团队；第三年才真正把研发管线推起来，”法伊根鲍姆说，“在这10个项目里，我们判断其中大部分最终都能真正惠及患者。”

他为基金会制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通过老药新用让15到25种疾病拥有可及治疗方案，而团队过去也已有明确成功经验。在创办Every Cure之前，核心成员就曾为5种疾病成功找到14种老药的新用途。

AI 在疾病研究中的威力

法伊根鲍姆本人就是罕见且致命的卡斯尔曼病患者。当年他正是靠分析自己的血液样本、研读数千篇科研论文，并亲自尝试药物，最终找到了可用于治疗该病的已有药物。

在与这种罕见免疫疾病抗争的三年多时间里，他曾5次徘徊在死亡边缘。

而现在，借助人工智能，Every Cure已经把这一流程大幅压缩和简化。

团队的技术部门每个月都会对大约4000种已上市药物进行评分，评估它们对超过18000种已知疾病的潜在疗效——总匹配组合约达7500万种。三年前，生成这样一份候选清单需要100天，而现在大约17小时即可完成。

之后，医学团队会对最有前景的候选结果进行人工复核，并通过更深入的分析筛选出最值得继续推进的治疗方案。Every Cure只会推进那些既可能有效治疗严重疾病、又能在机构财务能力范围内进入临床试验的项目，而单个药物相关临床试验通常需要约300万到700万美元。

Every Cure的目标不仅仅是产出论文成果，而是把整个转化流程走完：包括实验室验证、临床试验、与监管部门沟通、医生教育，直到真正把治疗方式送达有需要的患者。

“我们的特别之处在于覆盖了完整流程，”法伊根鲍姆说，“我们不是找到匹配后发一篇论文就结束，而是要把结果发表出来、把疗效验证清楚，并真正找到需要这项治疗的患者。”

为了说明这种模式的实际效果，法伊根鲍姆举了Every Cure针对巴赫曼-布普综合征开展研究的例子。这是一种直到2018年才首次被确诊的极其罕见的神经发育障碍疾病。

团队与最早发现该病的研究人员合作后发现，一款数十年前原本用于治疗非洲昏睡病的药物，能够抑制诱发该病的关键蛋白。

法伊根鲍姆表示，目前已有6名患者接受了这款药物治疗，其中5人是儿童，而且所有人都表现出明显改善：有人能够坐起来，与家人的互动也更多了，部分孩子甚至取得了过去几乎无法想象的进展。

“这正是我们创立Every Cure的原因。”他说。

老药新用 vs 全新药物研发

法伊根鲍姆并不认为，老药新用能够取代罕见病领域对全新药物的研发。他承认，很多疾病依然需要创新疗法，也正在积极与开发新型方案的伙伴展开合作。但他始终认为，这两条路线必须同步推进。

“在我看来，两者都不可或缺，”他说，“我们需要有人持续开发新药，也需要有机构专门系统梳理已上市药物……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疾病都能靠现有药物治好，而是认为，凡是能够被现有药物治好的疾病，都不该被放弃。”

对于一些批评者提出“老药新用会挤压新药研发资源”的说法，法伊根鲍姆则用数据作出回应：

“开发一款新药通常要花10亿到20亿美元，周期在10到15年之间，”他说，“而我们的投入始终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

但在为那些已经失去商业回报、药企也不愿继续生产的老药重新寻找价值时，Every Cure也遇到了新的现实难题。

“有些药虽然还在专利期内，但企业甚至不愿继续生产，因为连收支平衡都做不到，制造成本高于销售回报，”法伊根鲍姆说，“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项目面临这种情况，合作对象是一家大型制药公司。我正在努力说服他们，这件事值得去做。”

正如法伊根鲍姆所说：“医疗体系在新药上运转良好，但面对老药时却几乎失灵。”在他看来，一旦药物进入仿制阶段，“再为它开发新用途，几乎就没有盈利空间了”。

而这恰恰构成了Every Cure存在的意义。在分秒必争、商业动力不足的罕见病领域，让老药新用与新药研发同时前进，能够挽救那些原本可能失去的生命。

不过，要让这些发现真正穿过监管体系并落地，依然面临不少阻碍。

Every Cure面对的FDA审批框架，依旧是按照传统申办方模式设计的。“我们在与FDA沟通时发现，这里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申办方，因为原研药企对此完全没有兴趣，”法伊根鲍姆说，“我们只是一家独立的非营利组织。”对于更习惯和药企对接的监管机构而言，这种情况显得非常不同寻常。“他们会问：‘你们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因为这能救孩子啊！”

因此，向医生推广和普及这些治疗方式，也成为Every Cure的重要任务之一。老药新用所得出的疗法，并不一定非要取得FDA批准后才能进入临床，医生可以采取超说明书用药，这在罕见病治疗中本就非常常见。

即便如此，法伊根鲍姆仍表示，获得FDA认可依然意义重大：它能让保险支付流程更顺畅，也能提升医生和患者对疗法的信任，同时增强社会公众对药物疗效的认知。

尽管障碍重重，Every Cure依然在持续开辟新的方向。法伊根鲍姆认为，所有这些努力都完全值得。“我们做老药新用，目的就是为了救人，这是我们唯一真正关心的事情，也是我们投入其中的唯一理由……拯救生命、改善生命。”

对于那些长期被告知“你的疾病太罕见、太复杂、也没有商业价值，因此不值得开发疗法”的罕见病家庭来说，Every Cure本身正在尝试建立一件同样稀缺的事物：一个无论面对什么现实障碍，都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医疗体系。

责任编辑：郭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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