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龙：人工智能崛起与人类主体性重塑：逻辑、挑战与应对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存的实践环境。其出现不仅象征着工具层面的技术突破，更引发了对人类主体性本质、边界与未来的根本性反思。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观点，并借鉴相关技术哲学的理论资源，系统探讨人工智能崛起背景下人类主体性在场的问题。人工智能的工具性本质决定了它无法取代人类在实践中的主体角色，但它对人类认知方式、实践模式与价值体系的重塑，使主体性在场面临认知异化、实践祛魅与价值悬置等现实挑战。面向智能时代，人类主体性在场需通过深化技术反思、强化实践自觉与构建价值共识来实现重建，进而在人机协同的实践关系中确认主体性的时代内涵。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技术异化；人机共生

自20世纪中叶图灵提出“机器思维”概念以来，人工智能技术经历了符号主义、连接主义到深度学习的范式转变，已从实验室扩展到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从AlphaGo击败人类围棋冠军，到DeepSeek实现自然语言的深度交互，再到自动驾驶、智能医疗等技术的普及，人工智能正以“技术介入者”的角色进入人类实践，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兴未艾，大幅提升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人工智能是一种尚未成熟的革命性、颠覆性技术，它在深刻改变和塑造人与社会的同时，也在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主体性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形成并确立的，而技术作为“人延长的手”，始终是实践的中介而非主体本身。但人工智能的特殊性在于，其具备的“类认知”能力模糊了工具与主体的界限，使传统主体性理论面临挑战，“人类对人工智能与自身智能边界的认知日益变得模糊，甚至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智能的争论也夹杂其中。”当人工智能能够自主完成决策、创造甚至生成“类意识”内容时，人类主体性如何在场?这种在场是被技术消解，还是在新的实践关系中获得重建?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跳出“技术取代人”或“人控制技术”的二元对立思维，从哲学层面厘清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人类主体性的实践根基，以及二者互动的内在逻辑。首先，界定人工智能的出场本质与人类主体性的在场根基，明确二者的哲学定位；其次，分析人工智能出场对主体性在场的现实挑战，揭示技术中介下主体性异化的具体表现；最后，探索智能时代主体性在场的重构路径，为构建“人机共生”的实践关系提供理论支撑。

一、人工智能的出场本质与人类主体性的在场根基

人工智能的出场并非偶然，而是人类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技术产物，其本质是人类智力的物化与延伸；而人类主体性在场，则植根于人类特有的实践活动，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能动性、自主性与创造性的统一。厘清二者的本质属性与内在关联，是理解智能时代主体性问题的逻辑起点。

(一)人工智能的出场：人类实践中介的技术进化

从哲学视角看，人工智能的出场本质是人类实践中介系统的一次革命性进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换言之，“人工智能的发展首先是生产力跃升的核心驱动力，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基本方式。”而技术作为劳动资料的核心形态，始终是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的产物。从石器、铁器到蒸汽机、计算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人类为突破自身生理局限、提升实践效率而进行的中介创新，人工智能的出现正是这一进程的当代延续。

人工智能与传统技术的区别，在于其突破了“被动工具”的属性，具备了一定的“类认知”能力。传统技术需在人类直接操控下完成特定任务，而人工智能通过算法训练、数据学习，可自主处理复杂信息、优化决策路径，甚至生成超越人类个体经验的结果。但这种“类认知”并非真正的意识或思维，而是人类认知模式的算法化模拟，算法的逻辑源于人类对思维规律的总结，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