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智能时代教育须防三重误区
这里所说的“陷阱”,是指人被技术反噬的困境。
首先需要表明,我绝非将AI视为祸患,恰恰相反,我认为应当积极接纳这些史无前例的强大助手。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警醒——在欣然拥抱AI之际,是否有可能将教育最本质的内核,于不经意间遗失了?
我所忧虑的并非技术本身,而是人的境遇。更确切地说,是人被技术淹没的险境。
以下三重误区,值得我们深思与防范。
第一重误区:算法茧房。
智能教育系统存在一种固有逻辑:依据学生过往表现,推送其“喜爱”且“擅长”的内容。这听来合情合理,甚至颇为人性化。但教师的职责,或者说教育的终极使命,当真只是让学生 perpetually 停留在“舒适区”吗?
2023年,美国教育部发布研究报告,明确指出当前AI教育系统潜藏算法偏见风险,可能对不同性别、种族、社会经济阶层的学生造成不公平的内容推送——在女孩尚未开口表达“我想尝试理科”之时,算法已然依据历史数据替她作出了预判。研究者将此称为“算法歧视”——并非出于主观恶意,却是切实存在的差别对待。
这绝非真正的“个性化推荐”,而是以既往的偏见,预判每个孩子的未来走向。
那些女孩,她们可曾知晓?她们的未来,在尚未发声之前,便已被一行代码悄然圈定了边界。于她们而言,这究竟是福是祸?
芬兰的教育实践恰好提供了反向佐证。芬兰学生的课业负担极轻,但课程设计刻意要求学生涉足“陌生领域”,直面没有标准答案的复杂议题——失业、战争、社会不公……这些都是令孩子不适、甚至倍感挫败的内容。PISA数据显示,芬兰学生的学习效能与幸福感均显著优于中国学生。
真正的教育,并非让人始终蜷缩于舒适区,而是有人伴你同行,迈向原本不敢涉足的天地。这一点,算法无能为力。
第二重误区:数据标签。
智能教育系统能够记录什么?分数、专注程度、错误率、知识点掌握状况……这些数据日趋精细,日趋完备。有人告知我,某些系统甚至能通过摄像头辨识学生的“走神频次”。闻听此言,我甚至感到不寒而栗。
数据能够记录一个孩子“当下身处何处”,却无法感知“他未来将抵达何方”。
据传1968年,心理学家罗森塔尔与雅各布森在美国某小学开展了一项实验。他们随机挑选出一批学生,告知教师这些孩子“智力测试显示极具潜力”——实则完全随机,与潜力毫无关联。一年后,这些被“预言”有潜力的孩子,成绩果真显著提升。
这便是声名远播的“皮格马利翁效应”。
我曾撰文对该实验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因其结果神奇得近乎绝对。故而刚才转述这一所谓的“皮格马利翁效应”时,我用了“据传”“传说”之类的措辞。
然而,我宁可将其视为一则富有积极意义的寓言,这则寓言所传达的核心理念是正确的:教师的期许,会通过眼神、语气、一句不经意的勉励,真切地传递给孩子,赋予孩子信心,甚至可能改变孩子的人生轨迹。
AI系统能够给出“预测分数”,能够计算“提升概率”,但它无法给予“我相信你”。而后者,恰恰是改变一个孩子命运的关键要素。
PISA2018的数据更令人深思。中国四省市学生成绩全球领先——这是事实。但同一份报告中,中国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在79个参测国家中位列第51,生活满意度排名第61,平均分6.64分(满分10分)。
数据层面,这是一份完美的成绩单。但若询问孩子,他们快乐吗?答案令人心痛。
当我们的系统只知优化可量化的指标,它或许正在悄然损耗那些无法被量化的珍贵品质——好奇心、归属感、对生活的热忱。
有研究者指出,AI教育系统中潜藏的刻板印象——“女生不擅长理科”“农村孩子成绩差”——可能经由算法进一步放大与固化。这意味着,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可能在浑然不觉中,便被系统悄然限定了上限。
因此最可怕的,并非被贴上标签,而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算法悄然压低了天花板。
此时此地,一位教师的“眼神”,那种“我看见你,我相信你”的眼神,其价值无可替代。任何数据分析,都无法取代那一刻师生之间真实的目光交汇。
第三重误区:标准答案。
AI有一个本质特征:它永远在追寻最优解。给它一道数学题,它给出最简洁的解法;给它一篇作文题,它给出结构最完整的范文。它不会犯错,不会“胡来”,不会异想天开。
问题恰恰在于此。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度假归来,发现培养皿被霉菌污染了。按照实验规范,这是一次失败的实验,应当倒掉重来。但他没有。他注意到霉菌周围的细菌死亡了,好奇心驱使他继续探究这个“失败品”。这个“被污染的培养皿”,便是青霉素的起点。青霉素的发现,挽救了无数生命,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医学发现之一。
倘若弗莱明的实验室配备了一套AI管理系统,它会如何处置这个培养皿?答案不言而喻:标记为污染,建议销毁,启动新一轮实验。
另有一则故事。3M公司的科学家斯宾塞·西尔弗,1968年研发超强胶水,结果发明了一种粘性很弱、可以反复粘贴的胶水。按研发目标,这是彻底的失败。这个“失败品”在公司里沉睡数年,直到同事阿特·弗莱在唱诗班里为书签老是滑落而苦恼,想起了这种奇特的胶水。便利贴就此诞生,成为全球最畅销的办公用品之一。
便利贴的诞生,需要一个“不按目标思考”的人,和另一个“愿意在失败品中看见可能性”的人。这两件事,AI都无法做到——因为AI的目标函数里,没有“允许失败”这一项,更没有“在失败中沉思”这一项。
教育的使命之一,便是守护这种“不迷信标准答案”的勇气。
然而当下,AI正日渐成为“标准答案教育”的终极形态——它永远给出最优解,永远不会错,永远不会问“如果反过来会怎样”。倘若我们借助AI来强化这种教育逻辑,我十分担忧,我们可能正在培育一代“比AI更像AI”的孩子——精准、高效、正确,但缺乏弗莱明式的好奇,没有西尔弗式的“无用”探索,缺失那种“我不相信”的勇气。
技术是中立的,AI本身并无罪过。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对待技术的态度——是我们在追逐效率、追逐精准、追逐“个性化”的过程中,是否不知不觉地将教育变成了一套优化算法,将孩子变成了一组需要被调参的数据。
几乎每位教师都会说:“要把学生当人。”但这里的人,不是被数据化的人,也不是被标签化的人,更不是等待被最优化的人,而是那个会走神的孩子,是那个数学很差但某天突然开窍的孩子,是那个被所有数据判了死刑、却在某个老师的眼神里重新燃起来的孩子。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首先是人学。”这句话今日读来,比任何时候都更震撼人心,并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叩问自己——
在技术狂飙的时代,我们有没有守住那个大写的“人”字?
202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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