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翻译冲击下 外语专业何去何从

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走进现实，给高校人文社会学科带来不小的影响。被普遍视为偏“工具”属性的外语专业，往往首当其冲。面对新一轮AI浪潮，外语专业未来该如何定位、走向哪里，已经成为当下亟须回答的现实问题。

需要先弄清楚的是：外语学科的困境究竟是不是由AI所直接引发？一流大学的外语课程呈现出怎样的样态？通过对英语国家英国以及非英语国家丹麦的观察与梳理，或许能看清其中的缘由。

可以看到，欧洲高校外语专业教育确实正在经历危机。英国与丹麦在近年出现的外语专业停办潮，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2025年7月公布的统计显示，外语在2014年起进入小学三至六年级成为必修课，但停办法语、德语等语言专业的英国高校已达28所。与此同时，2020年“脱欧”以来，英国外语专业招生规模持续走低，部分语种专业的降幅甚至接近一半。丹麦的情形也较为相似。丹麦国家外语中心粗略估算，2015—2020年间丹麦高校停办的外语专业约为32个。像奥胡斯大学这类历史悠久的高校在不断缩减外语专业规模，而成立较晚的大学则更可能被动取消外语专业。

因此不难发现，英国和丹麦的外语专业教育危机已然显现，但这种危机的出现时间显然早于AI大语言模型工具的普及。换句话说，外语专业教育面临的困境，是政府、大学与市场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英国为例，外语专业教育主要受到两方面影响：一是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调整，二是“脱欧”公投带来的连锁效应。一方面，英国自2004年起不再将外语纳入九年级之后学生的必修范围；同时，英国中学会考外语科目难度偏高，也削弱了学生继续学习外语的动力。另一方面，2016年“脱欧”公投结果公布后，欧洲校园与职场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流动性与便利性，学习欧洲语言的动机随之下降。于是，英国高校外语专业受到的冲击，某种程度上只是高校在生存压力下的“断臂求生”。

再看丹麦，市场因素更像是外语专业危机的直接推手。其一，英语已经成为世界通用语。对非英语国家的丹麦学生而言，学好英语似乎就能覆盖日常沟通与未来就业需求，因而愿意投入时间再学习另一门语言的人相对减少。其二，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在多国教育战略中的权重不断提高。与STEM相比，外语专业以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在政府拨款与政策支持上更难获得足够资源，进而导致专业吸引力下降，学生选择转向，招生也随之遇冷。

英国高校的人文社会学科在国际上长期处于领先位置，外语学科在QS学科排名中也多次保持前列。以牛津大学为例，其外语教育课程多由单一院系或两个院系联合开设，整体呈现复语与复合的特点。这类课程大致可归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现代语言1+X语”的复语式，即同时学习一门现代语言（如法语或德语），并搭配另一门语言相关课程。“现代语言1+现代语言2”便属于这一类。该专业为学生提供兼修两门现代语言的本科路径，并配套法语、德语、俄语或西班牙语等课程，同时还可选修电影研究相关内容。与之相近的是“现代语言1+中东语言1”专业，由欧洲与中东语言相关方向联合开设，通常要求学习一门现代语言，并学习中东地区语言，如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或土耳其语，从而建立欧洲与中东文化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还存在“现代语言1+语言学”方向，强调在学习一门现代语言的同时，系统掌握语言学中的语音学、句法学等内容。牛津大学还开设“英语与现代语言1”，要求学生研读英国及其他英语国家文学，并掌握一门现代语言（例如法语或德语），同时开展相应文学作品的阅读与研究。

第二类则是“X+现代语言1”的复合式，即“专业+一门现代语言”的路径。代表性专业包括古典学、哲学与历史学等：这些方向通常与现代语言相关部门联合开设，如“古典学与现代语言1”“哲学与现代语言1”“历史与现代语言1”。课程的共同点在于，学生一边完成主专业学习，另一边补足一门与之相关的现代语言。“古典学与现代语言1”要求同时学习古典内容与现代语言；“哲学与现代语言1”让学生兼修哲学经典、语言技能与文学作品课程，以提升其分析能力、逻辑批判与推理能力；“历史与现代语言1”则需要学习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并选修北美、拉丁美洲、亚洲与非洲相关课程，同时提高现代语言能力，强化对文学与电影艺术的研究与理解。

与英国不同，丹麦高校外语专业的危机更早受到政府与大学层面的关注。2025年11月，丹麦政府专门拨出6800万丹麦克朗资金，用于重点支持大学在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方向开设课程。这项安排不仅有助于在中学阶段提前储备语言课程师资，也将推动丹麦与欧洲各国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丹麦政府已把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视作国家文化水平与欧洲共同身份的一种体现。

丹麦奥胡斯大学同样在2024年成立了跨学科专家组，试图从源头缓解外语专业危机。该专家组广泛征集校内外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建议，并对英国、波兰、荷兰、芬兰、瑞典等多所大学开展调研，进而提出用于指导学校外语专业未来发展的课程框架。该框架从语言教学类、区域文化类、传播类与语言技术类四个维度展开，分别为外语课程提供方向指引。语言教学类课程侧重第二外语习得理论与教学法的学习，强调在真实且有意义的交际情境中习得语言，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言教学能力。区域文化类课程则通过语言学习来培养理解特定国家或区域社会、历史、政治与文化的复合型人才，通常要求学生到海外学习或实习。传播类课程是在语言学习中融入传播学知识与技能，细分为跨文化传播、数字传播与战略传播三个方向以提升综合能力。最后的语言技术类课程聚焦AI工具与语言技术对语言学习与研究的赋能，设置从语言技术辅助学习的入门课程，到强化学生对数字传播与语言模型理解的进阶课程，再到覆盖语言模型开发与编程基础的高阶课程等不同层级。外语专业课程既可以在某个维度上集中培养市场所需人才，也可多方向并进，培养面向未来的宽口径外语人才。可以说，丹麦外语专业教育已提前谋划发展路径，这些举措将成为化解危机的“丹麦方案”。

纵向回望外语教育的发展脉络，21世纪初机器翻译的出现就曾引发广泛质疑；而在AI浪潮之下再次掀起的热议，某种程度上有“似曾相识”之感。对外语教育从业者与研究者而言，更需要保持警醒与深入思考：如何把危机转化为机遇，更新社会对外语教育的理解。学习任何一门古典语言或现代语言，都不只等同于完成“语码转换”，更重要的是借此形成“语言思维”。这种思维涵盖细读文本与辨析语法所训练出的分析能力，也包括在比较不同语言文化语境观点中发展出的批判性思维；同时还能在感受语义差异与口笔练习中提升表达能力，进而培养跨文化意识与同理心。若未来不确定性更强、社会问题更复杂，那么对“语言思维”的训练，正是在为学习者的未来做准备。

尽管外语专业似乎成为危机讨论的中心，但AI对教育的影响是全方位而深远的，其他学科同样难以置身事外。今天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语言学习的价值早已超越语言本身。无论是应对老龄化社会中的健康议题，还是解决气候变化等挑战，都需要国际合作，而学习不同语言与文化恰能为合作提供新的思路与养分。各国更应从国家层面做好战略规划，大学也要提升外语人才的市场适配度，学习者则需要清楚未来更需要的是“精母语、通多语、熟工具、悉领域”的高端人才。

注：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高黎系该院教授。本文系西北大学全英课程提升项目“跨文化交际”课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