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素养入政策:中国八年布局背后的深层逻辑
若要追溯中国AI教育政策的发端,2017年的盛夏是一个绕不开的节点。当年七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首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提出: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
然而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倘若以"AI素养"作为关键词检索彼时的政策文本,几乎难觅其踪。这一表述在中国政策语境中登场甚晚,且往往隐身于其他概念之下——"数字素养""人工智能教育""AI通识教育"等。要厘清中国AI素养政策的脉络,断不能拘泥于字面,而需在更为宏阔的文本谱系中,辨识那些与其内核相契合的内容。
将2017至2025这八年铺陈开来,一条持续上扬、不断加速的发展轨迹清晰可见。
萌芽阶段(2017—2019),产业引擎是核心驱动力。
彼时,AI教育被置于国家人工智能产业规划的框架之中。其内在逻辑简明直接:AI产业的腾飞亟需海量专业人才,教育系统的使命即在于此。因而2018年,"人工智能初步"模块纳入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教育部同步推出《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助推高校布局AI学科。2019年,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在京举办,促成了《北京共识》的问世。但总体而言,这一阶段聚焦于专业人才的培育,面向普罗大众的AI素养,尚未跻身政策议程的优先序列。
拓展阶段(2020—2022),航向悄然发生偏转。
随着AI应用向社会纵深渗透,全民性的AI素养诉求日益凸显。2022年堪称转折之年:《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正式颁布,"信息技术"课更名为"信息科技",人工智能、数据、算法被系统性地纳入课程体系——从小学阶段的"感知与体验"到初中阶段的"理解与应用",构筑起贯通九年的内容链条。同年,教育部发布《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这是中国首个面向教师群体的数字能力官方规范,标志着"教师应当具备怎样的数字—AI能力"从学界探讨迈入制度化实施阶段。
提速阶段(2023—2025),一记重锤加速进程。
2022年末ChatGPT的惊艳亮相,其引发的全球震荡直接重塑了中国政策的推进节奏。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教育部就生成式AI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多次发布指导意见。2024年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教育部明确要求在高校推进AI通识教育,倡导具备条件的高校面向全体本科生开设相关课程。北京率先响应,辖区内多所"双一流"高校于当年秋季学期推出面向全校的AI通识课。及至2025年初,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链条推进AI素养教育的方向,进一步得到确立。
这条曲线的形态极具启示性:2017至2019年间,每年仅有一两个标志性事件;2022年之后,每年皆是密集的政策组合拳。生成式AI构成了那道关键的分水岭——它促使AI素养从"必要但非急迫"的议题,跃升为"必要且紧迫"的议程。
将这八年的政策串联审视,能够辨识出两条相互交织的推进逻辑。
一条是产业人才供给逻辑,自《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绵延至今,构成整个政策体系的基石。其核心关切在于:中国AI产业需要何种人才?教育如何有效供给?在此逻辑下,AI教育侧重于编程能力、算法理解等技术性内容。
另一条是公民素养的全民教育逻辑,于2022年前后浮现,在生成式AI普及后显著增强。其核心关切在于:当AI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全体公民应具备怎样的素养?如何使人理解、运用并批判性审视AI?此逻辑偏重AI的社会影响、伦理议题与批判思维培育。
两条逻辑在政策文本中并行不悖,然一旦置于课时有限的真实教学场景,张力便显现出来。有限的课堂时间,是多加些编程与算法,还是多谈些AI偏见与风险?这是每一位一线教师皆需面对的现实抉择。从趋势观之,公民素养逻辑的权重持续攀升,但产业人才逻辑仍是底盘——AI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视为服务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战略投入。
与上一篇所述三个国际框架相较,中国AI素养政策话语呈现出若干值得细察的特征。
其一,"数字素养"作为上位概念,AI素养被置于其下推进。这在学理层面并无不妥,却可能使AI的独特挑战——诸如生成式AI的内容可信度、认知卸载之风险——未能获得充分的专门关注。其二,话语基调偏向技术乐观主义,强调机遇胜于警示风险,这与欧盟凸显"风险"的话语形成鲜明对照。其三,批判性维度相对薄弱,政策文本中提及的"伦理"多属一般性道德规范。这并非政策制定者漠视AI伦理,更可能是面向全国实施的官方文本,在表述上惯于正面引导。
政策文本与落地实践之间,向来横亘着一段距离。两个案例最具说明力。
其一为北京高校AI通识课。2024年秋季,北京多所"双一流"高校面向全体本科生开课,内容涵盖AI基础概念、机器学习的概念性介绍、跨学科应用、生成式AI使用、伦理与社会影响。这无疑是积极进展——AI素养从"少数人的专业课"拓展为"所有人的通识课"。但挑战同样现实:胜任为非技术专业学生讲授AI的师资匮乏,诸多课程不得不采用大班讲座形式;听众学科背景差异悬殊,内容深浅极难把握;传统的闭卷考核根本无力评估AI素养。
其二为义务教育新课标的落地。课标设计堪称精细,小学侧重感知体验,初中侧重理解应用。但现实图景却极不均衡: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部分学校已建起AI体验实验室、组织AI主题竞赛;而在众多农村及偏远地区,信息科技课本身即难以保障——设备短缺、专业师资不足、课时被"主科"侵占。
这便催生出尖锐的追问:倘若AI素养教育的质量与可及性在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差距悬殊,则其非但未能弥合数字鸿沟,反而可能在AI这一新维度上将鸿沟进一步加深。上一篇中UNESCO将教育公平置于首位,所忧虑的正是此点。
基于上述观察,中国AI素养政策面前横亘着几道绕不开的难题:城乡与区域的不均衡,是最为突出的公平性挑战;教师的AI素养系统性欠缺,而教育质量归根结底取决于教师;批判性维度有待有意识地强化;面向大规模人群的标准化评估工具几乎空白;政策更新机制亦亟待完善——2022年信息科技课标起草时生成式AI尚未出现,部分内容至2025年已显滞后。
不过,一个积极的信号正在显现。早期政策文件惯用"人工智能教育""编程教育",落点在"教什么";2024年后,"AI素养"作为独立术语在政策讨论与媒体报道中出现频次日增,落点开始转向"培养什么能力"。这一从"AI教育"到"AI素养"的话语转向,虽未完全体现于正式文件的标题之中,但趋势已然明朗。
八年光阴,中国将一个几近空白的概念,一步步推至政策舞台的聚光灯下。下一个八年,其能否真正通达每一间教室、每一名学子,答案不在文件的字里行间,而在落地的细微之处。
作者:刘炜(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所长、社科智能实验室(AI4SS Lab)主任)
初审: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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