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的哲学拷问：人文视角下的AI反思

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历程尚属短暂，从生存论与存在论维度审视这一技术的学术著作寥寥无几，现有成果亦难称完善。本文尝试对人工智能研究的人文主义进路进行系统梳理。

一、人类意识与自由意志独特性的论证

1950年，图灵发表《计算机器与智能》，提出著名的“图灵测试”，奠定了人工智能的核心范式。图灵采取操作主义或行为主义立场，隐含了对哲学史上“他心问题”的一种回应：若他者在外在表现上与我相似，我便可以假定其拥有与我相近的内在意识。

然而这一理论构想早在计算机充分发展之前便遭到质疑。1980年，塞尔发表《心灵、大脑与程序》，提出著名的“中文房间”实验：一位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被封闭于室内，持续接收中文符号，手中握有英文规则手册，指导他如何依据符号形态进行匹配、转换并输出其他中文符号。经过复杂规则训练后，室外观察者可能完全无法区分其与母语者的差异。但从室内者视角审视，他不过是在依照形式规则处理毫无意义的图形。塞尔据此指出，形式符号操作仅有句法层面，欠缺语义内涵，而真正的理解需要指向对象与事态的意向性能力。

德雷福斯1972年出版《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理性的批判》，高举反符号主义旗帜。符号主义主张人类智能可还原为形式规则的计算，但德雷福斯认为这一主张延续了从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茨到现代逻辑与认知科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将身体、情境、实践、历史、直觉洞见、目的意义贬抑为尚未形式化的残余。反符号主义阵营援引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强调身体对认知的基础性地位，认为人类智能更多依赖沉浸世界的熟练行动、对相关性的直觉感知、在不完备规则中前行的能力，以及由需求与文化塑造的意义系统。

除反行为主义与符号主义的理论外，部分学者还从其他人文传统中寻找人类意识独特性的依据，例如柏格森的“意识绵延”理论，以及哈里·法兰克福对意志自由的界定。

1889年，柏格森撰写《论意识的直接材料》，指出人类意识最根本的特征非空间中的离散广延，而在时间中展开的绵延。具体而言，人类意识并非如空间物体般由清晰、可分、可量化的状态构成，而是在时间中连续流动、彼此渗透、不断生成的整体经验。每一当下皆蕴含全部过往经历，因此情感、思想与人格并非机械因果的产物，而是在独特生命历程中形成的“质”的统一体。任何真正的行动都是深层自我、全部过往经验与人格整体的表达。

1971年，法兰克福发表《意志自由与人的概念》，将意志自由界定为：一个人能够拥有自己所渴望拥有的意志，能够使实际驱动行动的一阶欲望与更高阶认同的欲望相一致。他写道：“一个能够自由地做自己想做之事的人，仍然可能并不处于能够拥有自己想要的意志的位置。然而，假设他既享有行动自由，也享有意志自由，那么，他不仅有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也有自由去想要他想要自己去想要的东西。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拥有了所有可能被渴望或被设想的自由。”

二、“技术恐惧”的反思：技术本就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境况

与人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恐惧不同，自海德格尔以降，部分学者指出人的本质规定本身就包含技术要素。

1953年11月，海德格尔发表《技术的追问》演讲。他以晦涩的术语阐明：技术并非主体可随意支配的工具，而是一种使世界显现的方式（他借用古希腊的“去蔽aletheia”概念）。例如工匠制作银杯，是让某种形式、用途、意义进入显现状态。现代技术并非温和地展现世界，更像是一种“强逼Herausfordern”，向自然提出强制性要求，逼迫自然交出可被储备、调度的能量。由此，整个世界被视作资源库存即“备存物Bestand”，连人自身也被纳入这一秩序，如“人力资源”之说。这种支配关系被海德格尔称为“座架Gestell”，万物被视为等待优化与操控的资源。

对技术构成人的本质要素的奠基性研究，见于唐·伊德的《技术与生活世界：从花园到地球》（1990）以及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1994）。在斯蒂格勒看来，以“人性”来对抗技术将陷入悖论，因为技术恰恰可能就是所谓人性的构成条件：“当代技术的主导理解被卷入继承自形而上学的对立结构中，因此也受到‘人类中心论’与‘技术中心论’这一虚假二择的阻碍，并被简化为把人和技术相互对立。……但是，一旦我们成功地确立‘技术性对人类而言是本质性的’，这些区分在‘我们自身所是的存在者’那里就有崩解的危险。”在他看来，工具、语言、文字、图像、制度、机器、媒介，都是人的外部器官（斯蒂格勒将技术比作人的“假肢”），人将自己的能力外化于器物和技术系统中，又通过这些外化物重新塑造自身。“假肢并不是人体的单纯延伸，它是这个身体作为‘人’的构成，引号属于这种构成。它不是人的‘手段’，而是人的终点或目的。”总之，技术更根本地参与了人的起源，人从一开始就不是“自然人”，而是技术性的存在。

彼得-保罗·维尔贝克在《赋予技术以道德：理解与设计物的道德性》（2011）中举出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案例。他以产前超声检查的亲身经历为例，阐明技术如何改变父母理解胎儿、风险与责任的方式：即便父母拒绝某些筛查，筛查技术的存在本身已将其置于是否选择知情、是否承担未检测风险的道德结构中。即便最“人性”的道德领域，也深嵌于技术的物质基底。“从超声检查回来时，我意识到，我和妻子经历了一个在关于道德与技术的讨论中尚未充分展开的方面。超声检查技术帮助塑造了我们对未出生孩子的经验，也塑造了引导我们行动和决定的解释框架。超声成像把准父母塑造成未出生孩子生命的决策者。”

在后人类理论看来，人类与非人共同构成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凯瑟琳·海勒斯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控制论、文学与信息学中的虚拟身体》（1999）中写道：“像认知一样，决策也分布在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之间：从一艘海军舰艇上突然失灵的蒸汽动力转向系统，到随后导航员被迫用来计算位置的海图和袖珍计算器。这些对变化处境的适应是进化性的、具身的，而不是抽象的、有意识设计出来的。人类与智能机器合作的前景，与其说是对人类权利和责任的篡夺，不如说是分布式认知环境建构过程的进一步发展。”

三、AI之镜：人工智能是人类过往的投射，它放大既有的权力结构与历史偏见，却难以对未来予以指导

在探讨人工智能的专著中，香农·瓦洛尔出版的《AI之镜：如何在机器思维时代重拾我们的人性》（2024）或许提供了最为精妙的比喻。瓦洛尔认为，当代人工智能“是一些由代码构成的巨大镜子：它们被建造出来，吞食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艺术、我们关于爱与照护的表达，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反射回来。这些镜子并不比卧室里的镜子更了解思考和感受的生活经验，也正如卧室里的镜子并不了解我们内心的疼痛和酸楚。然而，AI镜子做了一件卧室镜子不会做的事：它们储存并汇集从我们那里捕获的一切，分析其中的主导模式，再从这些模式中重新激活我们的生命形态，形成新的言说、图像和行动的倒影。”

人工智能把过去投射向未来，使人如希腊神话中的纳喀索斯般被水中倒影所俘获。瓦洛尔写道：“AI镜子不是心灵。它是一种数学工具，用来从过去由人类生成的数据中抽取统计模式，并把这些模式向前投射为优化后的预测、选择、分类和组合。”“更危险的是，我们的AI镜子投射出一种人类智能图景，而这种图景完全由人类过去数据的混合物构成。正因如此，我们依赖这些镜子来获得自我认识，就有可能像纳喀索斯一样被俘获，不愿向前走，不愿离开镜中所显示的东西。恰恰在气候变化加速、生物多样性崩塌和全球政治不稳定要求我们发明新的、更智慧的共同生活方式时，AI却把我们冻结在原地，使我们迷恋于一个被反射的过去的无尽排列组合。”

瓦洛尔还指出，AI镜子的反射严重偏向英语、北半球、年轻、白人、男性和互联网高活跃群体，这种反射会放大既有偏见、极化公共舆论，削弱人们对政治智慧的信心，更重要的是，许多真正重要的人类经验无法被数字化。此外，AI镜子把过去的价值和行为模式投射向未来，而我们最需要的是突破过去，这更需要一种实践智慧，即能够在新情境中灵活判断、创造性调整既有德性的能力。她还用孟子“嫂溺援之以手”的典故作为实践智慧的例证。

四、人工智能削弱人的主体性的担忧

卢恰诺·弗洛里迪等人在《AI4People——建设良好人工智能社会的伦理框架：机遇、风险、原则与建议》中写道：“如果我们以错误方式依赖人工智能技术来增强自身能力，我们可能会把重要任务、重要决策，委托给本应至少部分接受人类监督和选择的系统。这反过来可能会降低我们监控这些系统的能力，也可能降低我们预防或纠正由此产生的错误或损害的能力。”“人类应始终保留决定哪些决策由自己作出的权力，在必要时行使选择自由。”“为了使人工智能合乎正义，我们必须确保这项技术——更准确地说，开发和部署它的人与组织——在出现负面结果时被追究责任。”

布莱恩·坎特尔·史密斯为凸显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差别，用judgment指代前者，用reckoning指代后者。在《人工智能的承诺：计算与判断》（2019）一书中，judgment是人类智能应追求的规范性理想，它“是一种无私、审慎的思考形式，奠基于伦理承诺和负责任的行动，并且适合其被运用的具体情境。”与之相对，reckoning是“计算机和AI系统已经非常擅长的那些计算能力。但这些技能与设备缺乏judgment所具有的伦理承诺、深层语境意识和本体论敏感性。”作者举出的启发性案例是“保姆照看孩子”：我们要保姆照顾的是孩子本人，而不是照顾关于孩子的规则清单。

诺伦·格茨的《虚无主义与技术》（2018）从另一视角提出对人类主体性的担忧，即人们越来越把技术进步本身当作目标：“我们越多使用这些由技术赋予的能力，这些能力就越会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成为我们的第二自然。但是，由于我们已经从科技公司那里学会贬低自然，把自然看作仅仅是需要被克服的限制，我们最终不仅会把这些新的、由技术赋能的能力纳入我们对自然的理解之中，还会把这些新能力当作一种需要被克服的新自然而加以贬低。正因为如此，虚无主义—技术关系只能安抚我们的痛苦，而不能治愈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