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素养为何被视为基本权利？自动化时代的新文盲风险

以往提及AI素养，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是否懂得编写提示词”“能否使用聊天机器人”“是否该给学生注册账号”这类问题。

但Luiza Jarovsky在X上的这条发言，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 Luiza Jarovsky在X上提出“AI素养基本权利”的概念，将AI素养纳入教育、公平、民主参与及社会融合的讨论范畴。

该观点的关键在于，它将AI素养从“技能训练”的层面提升至“社会准入标准”。

若学生无法识别AI生成内容中的潜在错误，便容易在学习中被模型牵制。

若求职者不了解自动化筛选机制如何影响简历筛选，可能连被拒原因都无从查证。

若公民不理解推荐算法、自动化行政、AI客服及风险评分机制，面对机器决策时只能被动接受。

这正是讨论的核心：缺乏AI素养的后果不仅是技能缺失，更可能错失教育机会、就业适应、公众表达及申诉权利。

当然，必须明确界限。Jarovsky的观点属于专家倡议，并不意味着国际法已正式承认“AI素养为基本权利”。但更值得警惕的是，类似讨论已不再停留在口号阶段。

监管与教育体系已开始行动。

真正让这一议题变得重要的是《欧盟AI法案》第4条。

该条款标题即为：第4条：AI素养。

它要求AI系统的提供方与部署方采取措施，确保员工及使用AI系统的人具备足够的AI素养。

还需考虑这些使用者的技术知识、经验、教育背景及培训情况，以及AI系统的使用环境和影响群体。

▲ 《欧盟AI法案》第4条将AI素养纳入监管条文，要求AI系统提供者和部署者关注实际使用者的理解能力。

这一信号极为特殊。

若HR用AI筛选简历，却不知训练数据可能带有偏见，“效率提升”可能演变为新的歧视渠道。

若政府窗口用AI辅助处理材料，工作人员若无法识别异常输出，普通人面对错误决策时更难获得解释。

若医生、教师、金融审核员、客服主管将AI视为权威答案，出错时影响的将不只是个人。

这也是第4条最值得关注之处：AI素养并非统一证书。不同角色、风险等级及影响群体，需要不同程度的理解能力。

学校教师需了解学生如何借助AI完成作业，也需知道如何评估学习过程。

企业管理者需了解自动化工具如何改变员工职责。

公共部门人员需了解AI输出进入行政流程后，普通人如何获得解释和救济。

“学会使用软件”只是表象，真正浮现的是自动化社会中最基础的责任分配问题。

如果说欧盟条文提供了监管依据，UNESCO的AI能力框架则将问题拉回教育系统。

UNESCO在介绍中提到，AI正在快速改变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为帮助教育系统跟上变化，它推出了两个AI能力框架：一个面向学生，一个面向教师。

材料中强调的重点，不是让孩子更熟练地“指挥AI工作”。框架关注的是安全、伦理、负责任使用，还包括公平、透明、隐私、问责和人的主体性。

▲ UNESCO发布学生与教师AI能力框架，将AI素养纳入教育系统建设，而不只依赖家庭和市场。

这使学校面临现实压力。

学生当然需要理解AI。但教师若缺乏相应能力，课堂将陷入两难。

一边是全面禁用。看似省事，但学生仍会在校外使用AI，只是过程更隐蔽，也更缺少指导。家庭资源多、父母懂技术、学校条件好的孩子会更早获得帮助；资源较少的学生则继续靠自己摸索。

另一边是无边界开放。学生将AI当答案机，写作、推理、查证和独立表达逐步外包。课堂作业看似完成更快，真正的学习却可能被掏空。

UNESCO的框架真正指向的，是第三条路：将AI纳入教育目标，而非放任其替代教育目标。

学生要学会追问模型输出来源，哪些内容可能是幻觉，哪些判断带有偏见，何时必须核验。